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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201011010107丁力
对于鸦片战争,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不过是教科书上那么两三页纸的内容,大致包括禁烟运动、琦善等的卖国活动、关天培等的以身殉国、三元里抗英运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标题。《天朝的崩溃》通过详细的考据,把过去这些标签还原为一个个分明的细节,使我们有机会跳开所谓的“盖棺定论”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并不象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是抗争和投降的争议,其实更多是政策上的分歧。当时的“剿”“抚”之争更多是道德层面的考量,至于双方实力的评估、情报的收集、技术方面的准备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一、主战的官员是愚昧的:
他们认为“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
于是,在实际政治运做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所以,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却没有一个人从技术上吸取教训。
二、主和的官员也愚昧:
《南京条约》就不多说了,败军之师本来就没有多少条件好讲。而在虎门签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等条款,却并不象历史书上说的是英国政府强迫订立的,而是主和的官员自己追着英军要签一个对清政府有利的补充协议的结果,自己把英国人本来没有提出的要求拱手送人,人家当然受之不却。例如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他们要求“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商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因为“如何处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纠纷而不引发衅端,成为其心头大患。为了简单明了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而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从书中列举的材料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斗争的原因更多是出于保家,而不是卫国,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战果也由击毙数人,被夸大至数百人,而击毙的所谓英军头目,更是为了邀赏而进行的谎报。而后来的以讹传讹既是受了当时各级官员出于各种目的谎报的错误信息诱导,同时也是后期革命斗争宣传实际需要的结果。
“实现近代化”的理论着实不新,但一百几十年过去了,远有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近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反动,都是曾得到一定范围内大多数国人拥护和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我们也还能见到中西文化体用之争,还能
看见东方即将压倒西风的狂妄,还能看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自信,甚至还有建设儒教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鼓吹。作为学术的研究自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作为实践的指导却是被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内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中重申“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是有它现实意义的。吃了几天饱饭就颂唱太平盛世,忘记曾经的苦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长期用《环球时报》武装头脑的民族,只会徒增世人笑柄。犯过错不要紧,可怕的是犯错后不思改悔,反而是刻意抹杀。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充斥着权力的扭曲与膨胀,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书中所作的扎实的努力,是值得关心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人们真诚的鼓励的。
感谢《天朝的崩溃》还了历史一个真相,让我们感受到演变的轨迹,对这段历史,它的综合与解释理性中含着热忱痛切,令人悚然心惊。愿写历史的人多一些执着,愿读历史的人多一些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