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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西方世界的兴起》后感
在读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制度的创新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书中诺斯将制度创新的原因引向了人口增长，他认为在西方世界的不同时期，人口变迁引起了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的产生和推广促使西方世界进入近现代的盛世。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一样是农耕社会，农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十世纪时，欧洲的人口较少而土地充裕，此时还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但已经形成以一个城堡或村庄为中心覆盖周边的土地占用。城堡作为军事据点可以保护周边村庄的人民不受侵扰，而村庄有时可以进行少量商品交换，附近的草地或森林则作为放养牲畜的地方。同时，由于人少地多，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若在某地受到太多剥削，可以另谋他处。因此，剥削者往往不会太严苛。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社会既是四分五裂的，又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背景下，农奴制取代了奴隶制，出现了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的形式。这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十一、十二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
十三世纪，欧洲经济开始大幅增长，进入了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委托制、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等事物。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变成可能，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原先并不显得重要的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
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在农业方面：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于是一种新的农耕方式得以推广：将土地分为三份，一份用来种植冬季作物，一份用来种植春季作物，还有一份休耕以保持土壤肥力。这种农耕方式的推广减少了因一季作物歉收造成饥荒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方式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出现了，但由于当时人少地多的状况，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推广。但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十四、十五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随后，一系列的疾病、饥荒和战争造成欧洲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
十六世纪，西欧开始进入近现代初期阶段。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市场的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欧洲却开始出现工业革命的曙光。
最终，经历了之前几个世纪的苦痛，一个崭新的工业化的时代在古老的欧洲大陆显现出其勃勃生机与活力。西方世界开始了它之后数世纪和今后不知多少年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