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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这一年，海瑞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努尔哈赤崛起，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万历十五年》在我的书架上已经稳居数载，前后不知道被我翻阅过多少次，每次也就算是浅尝辄止吧。可每每读来，都有重温真理、迷途识津之感。好书不厌百回读，一百次阅读，就有一百次收获，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大震撼。但我毕竟还没有读够一百遍，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我在此仅能凭借自己粗浅的阅读感受谈一些想法。
一、历史观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 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中国的二十四史，公认的良史是前四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后学之作，虽有大文豪欧阳修主笔的《新唐书》，又有重臣张廷玉参编的《明史》，但其价值都无法与前四史相提并论。正如杰里.巴勒克拉夫所言，“最有推动力作用的那些史学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人著作是其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虽然可能偏激，但也无妨，因为“真理往往是偏激的”（鲁迅语）。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可以通过夸张的、极端的语言加以描述，这是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一群人妥协的结果。好的史书也未必事无巨细地叙述史实，在读者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后，我们更需要《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这种“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
历史是可怕的，又是美好的，她揭示了黑暗，也彰显了光亮。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二、历史的力量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
这一年，海瑞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努尔哈赤崛起，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
自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基本上沿袭了孟子的“性善论”，朱熹解释“明明德”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我们可以由此追寻到儒家以德治国的逻辑路线：正因为人性本善，善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一种自然属性，恶则是因为教育不够而造成的后天现象，因此一切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道德问题，需要用礼教来加以规范，即“存天理，灭人欲”。
历史书上有言：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他把“善”看作是一种先验范畴，是人先天就具有的禀性，但他又认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发挥自身的“善性”，因此要用礼教来陶冶。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是一种比较幼稚的看法，他用水这种自然现象比附人性，是任意的主观联系，丝毫不能说明“性善”的本质。荀子则提出“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他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显然比孟子更为深刻，但他同样把“恶”看作是一种先验的范畴，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一种禀性。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具有简单化的缺点，将人性只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性质，未能深入触及人性中“善”或“恶”的内在基础。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
《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几乎都是由一些琐屑的礼仪事件而引起。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身居要职、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一代名相张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却是礼仪性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然而在“礼”的规定面前，这一切理由都是苍白的，最后皇帝为了使他留在身边，不得不援引先例特许“夺情”慰留。“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则是另一方面的例子，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儒家的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的升迁去留，更重要的是他对儒教伦理规范及其礼仪遵守得如何，而不是他工作的实际成效。儒学之力可见一般。
马克斯·韦伯尖锐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汉唐是中国除先秦之外文化上最为开放、儒教影响最为薄弱的时代。至宋明，理学盛，国运衰，中国不复汉唐雄风，版图愈益缩小，西北边患愈演愈烈，在万历皇帝之前已经有过土木之变（1449），至万历朝，除了北方的俺答与努尔哈赤，东南沿海又有倭寇之乱。虽有戚继光与袁崇焕之辈英雄迭出，仍难挽大厦之将倾，终于又一次重蹈宋亡悲剧。
朝代的更迭，国家的倾覆，与其说是儒学的祸害，不如说是历史的责罚。
三、启示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这也是中国当今政治改革的根本阻力之所在！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感慨）
一本《万历十五年》读完了，但我们要读的书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