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的自我介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六年级的自我介绍”。
胡祖六的经历和感悟
我1978年入大学，虽然从小对文学、历史等科目怀有强烈兴趣，但还是抱着科技兴国的志愿，选择学习理工科。像那时经历过*末期*年代的多数年轻人一样，对人文社会科目有一种回避心态，我只是期待着以工程师为职业，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我在大学期间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各科功课成绩皆名列前茅，连通常让理工科学生厌惧的党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只有英文让我开始颇感吃力，因为上大学前没有学过任何外语。记得第一学期，当我吃力的还在学习一些问候语的时候，班上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就能和英文老师进行流利的对话了。我颇受刺激，开始更加努力的学习英文，随身衣袋里总装有一些小纸条，写满了英文单词，一有空就拿出小纸条读单词，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的几分钟空挡也不浪费。一个学期后，我的英文突飞猛进，不只考试成绩好，在全校英文竞赛中还拿了第一。那时国内出版的英文图书极少，我从校图书馆借了英文原著来温习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固体与流体力学等，并开始阅读英文小说。有一次正月初一一大早醒来，只见窗外白雪皑皑，我拿起义本书踱出室外，呼吸清晨寒冷新鲜的空气，在雪地里一边踱布一边朗读英文。一晃我以英文为主的职业和生活环境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英文的读写听说和中文没有差别。
哈佛岁月
八十年代上中期，我已在国内先后拿到了工学学士和工学硕士。我正考虑是否继续攻读工程力学博士还是转学经济学管理，恰好有一难得机会考上了公派赴美留学，于是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通过博士班一年的必修课程和博士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后，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或两个专业领域来准备资格考试的口试部分并作为博士论文作为研究方向。大体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理论或宏观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财政与国际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理论或微观相关的领域，包括企业理论，工业组织，劳工经济等。在国内高校受过理工科教育到美国留学后的大多数留学生大多选择了微观经济理论或计量经济领域。相比之下，攻关经济学尚不成型，学派林立，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期，结构主义等，用年轻教授曼昆的话说事 It is in disarray..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宏观经济的领域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原因有2个，一是：我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通货膨胀、汇率与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赤字等非常关注。二是：我想得到哈佛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些对美国宏观经济最有影响的学者如Summers、Jeffery Sachs、Rechard Cooper、Martin Feldstein等人的直接指导。
从治学和研究风格方面，Summers和他当年读博士的导师Martin Feldstein两人对我的影响最大。
两位教授都是实证研究的大师，不迷信理论教条和常规结论，重视用理论数据实证事实来支持或质疑某观点。他们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比如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国民储蓄的影响，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失衡与美元的关系。他们忌讳玩数字游戏，更强调直观经验，学术文章中从不堆砌繁琐的公式，文风简洁通俗。他们两人还有一共性，即热爱公共财政研究和致力于公共服务，相信经济分析可以改善政府经济决策的质量，从而使国家和人民受惠。我在金融学领域的训练主要受益于哈佛商学院的Robert C, Merton教授。他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Fisher Black，斯坦福大学的Marion Scholes一道共为金融衍生工具理论的奠基人，M和S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励，可惜Black教授英年早逝，未能分享该奖。
我在哈佛选修了发展经济学讲座和经济史讲座系列。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环境与成因，欧洲大陆与北美资本主义的兴起，俄罗斯与日本的成功仿效，东亚四小龙的增长奇迹，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国家的兴盛与衰微，落伍、追赶、超越，决定经济增长与停止的因素......我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理论与历史上的成功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至今未衰。
也正是因为对一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学术兴趣，我开始广泛地系统的涉猎历史：美国革命史，欧洲史，日本近代史和中国史（重点放在明清两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最令我着迷。说来难以置信，我的历史知识，包括中国历史主要是在哈佛读经济学博士期间学习积累得到的。我那时读历史，真是如痴如醉，爱不释手，读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卷又一卷。至今，我对历史书籍的热爱可以说甚至超过了我对经济金融类书籍的兴趣。我感到读历史受益无穷，历史使人增条智慧。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历史的纵横观帮助了我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历史的案例加深了我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中国史和世界史更是强化了我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进一步加深了我本来就很厚很浓的民族情结。
在哈佛经历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我与同时期在哈佛念书的同学的交往和友谊。当时在经济系博士班有邹恒甫、钱颖
一、许成钢、王一江和李稻葵。茅于轼和樊纲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后来有陈广哲，再后来有白重恩。李山后来也由加州大学转到了MIT，与哈佛近在咫尺，交往甚密，我对他们很敬重。我们当中个性最强烈最鲜明的应算邹恒甫。他是一位奇才，为人真诚率直，酷爱文学，文史哲都专研得很深。他也是最早回国服务的。他在九十年代就在武汉大学白手起家创办了普林斯顿式的高级研究中心，引进美国一流的教育模式，在国内培养研究生，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
我和政府系的黄亚生与社会系的丁学良都是挚友。黄亚生现在麻省理工斯隆学院任教，丁学良在出国之前在国内就很有名气了。哈佛建筑学院的莫平是我的好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历
1991年在IMF任经济学家时，适逢冷战结束全球开始经历重要的结构变化。1991年，我参与了IMF和新加坡政府的经济磋商，从此对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钦佩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战略远见，全球视觉和广揽天下英才的领袖魅力。该年里我还参与了收支危机的印度援助项目。当时的财政部长就是现任的总理辛格，他在危机关头借用IMF的外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我记得在新德里和华盛顿的每次会议上，辛格总是坐在谈判桌对面，说话总是细声细语，慢条斯理，但充满学者的理性和沉着。特别幸运的是1993和1995年我有幸参与了IMF和世界银行两机构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磋商，全面的关注和紧密，跟踪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趋势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治理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我还参与了对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外汇制度改革方案的评估论证，政策咨询，技术援助和人员的培训工作。那三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关键期。
1996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Klaus Schwab想物色一个有较强能力分析又有国际经济实际经验的经济学家，请哈佛大学的Sachs教授帮忙推荐，Sachs推荐了我，于是我成为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管。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主要活动是举办达沃斯论坛。我和Sachs以及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一起合作编写全球竞争力报告。我们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模型，从宏观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度，物质基础设施，金融体系效率，人力资本，科技研发，法治与腐败状况等各方面，并结合WEF全球跨国公司CEO问卷调查数据，来分析和评估世界发达国家和主要新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份报告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少国家政府和大公司纷纷请我去演讲，谈长远竞争力问题，有的还聘请我当特别顾问。
该年四月，我和李稻葵、李山、钱颖一一道在母校创办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请我和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李子奈担任中心的联执主任。现在钱颖一已回清华担任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副院长，王重恩任经济系主任，李稻葵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当年的哈佛帮已渐渐在清华建立了基地，成为了学术栋梁，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投资银行的生涯
在世界经济论坛工作一年多，事业一帆风顺，但有时也略过于安逸休闲。适巧高盛公司
聘我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帮我成全了心愿。
1997捻7月2日，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亚洲危机的负面冲击，人民币能否保持稳定，是全球金融市场、跨国公司、机构投资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时国内外有各种呼声和议论，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学术界人士也加入了辩论，一时中说纷纭，越发令人困惑。
在扑朔迷离的形势和中说纷纭的局面前，我并没有轻率地做任何结论，而是冷静耐心的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分析。我收集了大量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用实证研究模型来定量评估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外资流入，国内消费，投资与物价等诸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亚洲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和FDI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人民币贬值并不能产生外部需求得增加。而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内需的政策则可以有效的减缓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无需也不会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我的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系列专题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中1997年底在国内中国经济时报和经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中国汇率政策的长文，被许多媒体纷纷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也承受了不小的心理压力，每次国际会议中，我的声音总是孤独的，MIT的 Klugman、哈佛的Sachs与世界银行的Stigliz和我恰好在同一个Panel.K和Sachs二人对中国经济表示极度悲观，S与我的观点接近，认为中国增加财政支出刺激内需可以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率，但他怀疑中国必须或者真正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连我的高盛同时也有一部分怀疑我的判断，为我的专业声誉暗暗捏一把汗。
到了1998年底和1999年初，事实证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普遍悲观预期错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好增长。我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前沿的经济学家从此声誉日隆，赢得了全球客户和同事的信任和尊敬。2000年后美国IT泡沫破裂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从非理性的悲观转为非理性的恐惧。
这些观点理论上不合逻辑，实证上更无支撑，但广为流行，充斥于市，不但误导了投资者，而且导致一些重要贸易伙伴采取一些对华有害的政策。我和我的同事Anderson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和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mmers教授称赞这些报告澄清了无知和混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在回复我的信件中说这是他读过的最高水平的投资银行经济研究的报告。由于索要文章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把文章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叫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此书非常畅销，Amazon网上书店在三个月内就售完。后来由中国工商银行的2位作者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我在1997到2005年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中国银行改革的文章，参照国际银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银行改革的战略。在中国政府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1999到2000年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万三千亿的人民币不良贷款，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国有银行已经享受了最后的午餐，政府再也不能注资，否则会造成道德风险。我认为教条式的强调道德风险有可能误导决策耽误改革良机。鉴于中国银行的历史城中包袱，如果政府不果断及时介入，中国银行改革的步伐就会过慢，过程将会太长，最终成本也将更大，有可能导致日本覆辙。我不断呼吁中国在银行改革上不能迟疑不决，而应大刀阔斧，采取大推进战略，即政府大规模的注资一次性消化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专业化而强有力的董事会，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吸引国际最佳惯例，帮助国有银行真正转变机制。（事实证明，中国银行的改革确实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进行的）
2000年底到2001年初，中国股市十分活跃。我写了一篇新资本论：资本市场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长篇报告，回顾了股市发展的很多成就也指出了中国股市面临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以及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证券公司专业素质问题等等。然而我也觉得中国股市也呈现了投资泡沫的症状，股市严重偏离了基本面。2000年上海A股
证券指数上涨了65%，在2001年上半年上涨了16%，在年中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2245点。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我警告内地股价过高，透明度低，真正有长线持有的股票不超过一打，内地的散户尤其需要谨慎。这就是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所谓“十二支股票**”，触发了一场关于股市的大讨论，有人还给我冠上了“唱衰中国股市的罪魁祸首”、“国际资本代言人”之标签。就在十二支股票**前后左右，我撰文建议中国政府循序渐进实施国有股减持，一方面可以帮助公司治理，增加市场流通量，同时充实国家社保基金，以备未来应对老龄化危机之需。但没料到，呼吁国有股减持简直是火上浇油，不只招来了网上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君甚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是一个代表国际大资本却无视小股民利益的海龟。
我满腔热情，关心中国金融发展，没想到会被挨骂。许多人曲解了我的观点，更曲解了我的用意，我面子虽薄，但也觉得不值得为此感到委屈，更不必懊悔。我相信，中肯的，负责任的和健身性专业意见，哪怕是带有一点批评性的意见，对国家的发展必将大有裨益。2001年下半年开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下调过程，到2004年9月跌破了1300点的心理防线，2005年年中更是跌到了1000点以下。股市的下调不幸被我言中，人们似乎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无情。
高盛与我的事业观
我从不把我在高盛的工作只看成一个单纯的职业。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特殊平台。尽管工作繁忙，我也抽时间再国内高校讲学，为中国大型骨干企业举行各种专题讲座，并在中央和各种省部级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在高盛的头五年，我负责宏观经济研究，但最近几年，董事长汉克鲍尔森先生让我挑起了越来越大的管理担子，负责公司最为重视的中国发展战略和投资银行业务。随着责任的加大，我越来越忙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睡眠赤字也越来越大。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飞速旋转中的螺栓，只能不停的旋转，稍停片刻，就会失衡倒下。
我对日常的行政管理缺乏兴趣，成本控制啦，预算编制啦，内部协调啦，我都觉得繁琐单调，所以我尽力避免深陷其中。我有兴趣的是思考研究全局大势，把握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趋向，制定战略规划，培养优秀人才，开发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项目。基本上我喜欢做倚赖个人脑力与专业知识、具备创造性空间、能由大影响、高增值的工作。庆幸的是高盛是一个扁平式的机构，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安排我的工作。
遗憾的是，投资银行这个行业中也有许多我完全无法适应，也与我的人生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时会碰到某些人，打着国际投资银行的牌子，在国内招摇撞骗，肤浅而傲慢，其实并没有真才实学，更没有职业伦理与道德，不择手段，甚至用贿赂等不正当的方式去拿项目，严重损害了投资银行的形象和声誉。鉴于市场上的不良风气，我有时不太情愿承认自己是在这个行业。我为这个行业某些人的行为感到担忧，羞耻和悲哀。
既然无法拯纲挽纪，但求洁身自好。我坚信，一个受人尊敬的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必须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同时必须有健全的人格和端正的人品道德，二者缺一不可。当汉克鲍尔森叫我去做中国业务主管时，那是市场很不景气，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我对年轻的员工说，标准要树得高，眼光要看的远，诱惑面前要清醒。宁可眼前丢项目，也决不能做错事。高盛在所以在美国、欧洲、日本或香港地区取得行业第一的领导位置，主要是因为超凡的声誉、强大的品牌与优秀的专业服务。我相信，从长远而言，高盛在中国的发展欲复制在世界各地同样的成功，别无捷径，只能也必须依靠其声誉、品牌与优秀的团队。
令人欣慰的是，高盛文化有许多令我感到自豪的地方。独特的合伙人制度鼓励了长期服务，团队合作，与追求卓越的价值观。高盛的良好声誉是百余年来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是公司最珍贵的无形资产。董事长汉克鲍尔森常常提醒员工，一个公司的好名声需要
许多人许多年才能建立起来，但一夜之间就可以被一个人毁掉，因此对之必须小心爱护，我对此格外的认同。
高盛文化中还有一点令我特别欣赏之处，就是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传统。纽约时报曾有一篇长文，题为“从华尔街到华盛顿——高盛的轨迹”，描述高盛人放弃投资银行的高薪进入政府担任公职的例子。仅在十余年，就有bob rubin、Stephen Friedman、Jon Corzine等等。这些人在政府，国际组织，央行等机构的公职生涯中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博得社会的尊敬，和他们长期在高盛所形成的专业化、低调谦逊、正直诚实与团队合作精神是分布开的。
——选自《归去来兮——14位海外学人回归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