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口号（精选3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红卫兵”。
第1篇：红卫兵串联散文
红卫兵串联散文
【篇1：红卫兵串联散文】
《我的串联生活》 刘齐新著出版
著名作家刘齐的纪实文学作品《我的串联生活》，近日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17万字，讲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1966年，刘齐兄妹四个”黑帮子女”假扮同学，冒险进京，”非法串联”，历经乱世百态，遍尝苦辣酸甜。无论是不起眼的卑微角落，还是百万人的宏大场面，书中都有独特而幽默的描写，还配有作者自绘的漫画插图和若干相关文章，从而产生极强的历史感和可读性。（赵立娜）作家刘齐
刘齐新著编后记 王杰
刘齐先生的新著《我的串联生活》，编完了。这是一本笑中带泪、比较特殊的散文集。看他在后记中提到我与他“素未谋面”如何如何，我就忍不住想澄清一下：我其实是见过他的，而且不止一次，只是他自己浑然不觉而已。
说起来，那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就读辽宁大学中文系，班里个子最高的男同学叫刘嘉陵，身高一米八六，说话嗓音低沉而好逗笑，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显得斯斯文文。我当体委在队外一二一，他作排头兵鹤立鸡群，瘦高的个子跑起步来晃晃悠悠，感觉非常醒目。不仅如此，刘嘉陵还是文艺青年，吹拉弹唱样样拿得来，一曲低沉浑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让你感觉他与刘秉义难分伯仲。
这样的刘嘉陵，不仅吸引女同学，男同学也难免会羡慕嫉妒，应该没有“恨”。后来得知，这个刘嘉陵敢情是当时辽沈地区媒体大佬、《沈阳日报》总编辑刘黑枷的公子。再后来得知，刘黑枷不仅有个刘嘉陵，刘嘉陵还有个哥哥刘齐，也是一样的大高个儿，而且正在我们系读研究生。
那时候读研究生的，因为人数不多，不久刘齐同志就被同学远远地给指认出来，嗬，果然是刘嘉陵的亲哥，不仅个头像，言谈举止、神色气质无一不惟妙惟肖，而且手舞足蹈，看上去比刘嘉陵好像更加能侃能唠，偶尔从身边经过，听他跟人侃侃而谈的也都是些文艺理论。
再后来，听说刘齐去辽宁作协专搞文艺评论。学了一肚子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博罗留波夫，终于派上了好用场。我都觉得他择业精准，要不就是组织上特有眼光——文艺理论不让他们搞，那真叫埋没了人才！刘齐新著推荐
文艺理论和评论，刘齐同志都论了啥我一直没太注意，n多年后偶然发现他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写的是他旅居美国期间的一段小事儿，文笔诙谐细腻，十分感人。于是又追着看了他的散文集《足球日记》，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那睿智、洒脱、幽默的文字，让人爱看，而且看了想哭又想笑。
他弟刘嘉陵，总说要写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巨著，并且还电话采访过我，几年过去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识庐山真面目；他哥却一口气在多家出版社连出单本和选集，幽默散文大家的江湖地位亦早已榜上有名。不仅如此，刘齐还会画漫画，虽然赶不上华君武，却起码比我技高一筹。
一次偶然机会，和嘉陵聊到他哥，好像说的也是那篇让我念念不忘的《老吴太太》。嘉陵说他哥现在手里又攒了几篇，随手发我一篇《我的电影生活》。我一口气读完，拍案叫绝，忙问可否帮我搭线给他出本幽默散文。嘉陵举贤不避亲，立即行动，很快我就和这位散文大腕接上了头，随后一篇篇令人忍俊不止的散文亦如雪片般飞来。
于是乎，这本幽默纪实文学作品集《我的串联生活》便这样横空出世，和大家一起生活了。刘齐新著腰封
（本文作者王杰，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副总编辑）后 记 刘齐
这本书里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个年代，或与那个年代相关的事情。文章的顺序，大体上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写作时间排列。
书名《我的串联生活》，采纳朋友的建议，用一篇文章的题目代替。这篇文章是去年写的，今年交稿前，又改了一遍。
曾请几位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的初稿。其中有位年轻朋友，读到文章中的一些用语和事例，感觉很”隔”，很惊讶。我对他的惊??也很惊讶。我以为我写的这些事，与现今时代距离并不十分遥远，比影视剧中常见的民国和淸朝的故事近多了，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我错了。
为了减少年轻读者的阅读障碍，我在文中补充了若干解释性文字。但有些事，可能不是加一些解释就能说清楚的。作家刘齐
书中插图，少数是我过去画的，多数是为了出这本书，应出版社要求，最近画的。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的领导、资深出版人王杰先生，与我素未谋面，但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很感动，特致诚挚的谢意。年轻编辑赵立娜女士参与了后期编辑工作，也致谢意。试读
进了北京
从沈阳到北京的铁路，老话说是“里七外八”，意思是关内七百华里关外八百华里，共计一千五百里，合七百五十公里。蒸汽火车时速六十公里，一般情况十几个钟头即可跑完全程。但我们这一趟磨磨蹭蹭，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三十多个小时。
这条民国初年全线通车的铁路，原先叫京奉路、北宁路，现在叫京沈线，铮亮的铁轨跑过张大帅的兵、日本人的兵、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现在轰隆隆的，又跑着红卫兵，哪一个兵也没有红卫兵这样的姿势。
山川平原，田垄电杆，见怪不怪，默不做声。火车上的年轻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个个小脸蜡黄，半睡半醒。**的欢乐海洋中，那些牛皮哄哄的男女小将，原来要经历如此狼狈的阶段，才有可能抵达光辉的所在。
第二天深夜，或者是第三天凌晨，总算，谢天谢地谢革命，我们进了北京。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京。
原以为火车能停在著名的北京站，七年前刚刚落成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宫殿一般，整点敲钟唱东方红。没猜对，停的是永定门火车站，没听说。那也长出一口气，高兴。
被一节节车厢压缩成一坨坨长方形肉类的小将，此刻纷纷拆卸为单个人身，挣出门窗，排着长队到先农坛体育场集合。
体育场亮如白昼，场地上停着几十辆大客车，周围有四只高高的巨大灯架，向场内放射出更加巨大的光芒。“更加巨大”似有语病，管它呢，非如此不足以形容当时我的观感。“最最最”不是也有语病吗，人民并不挑剔，照样用来表达热爱领袖的心情。如今一些宣判词，爱说某某人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法律上也这样行文了。北京到底是北京。
北京一定有更多、更奇异的第一次，等待我们去激动。
可是，恐惧和紧张并不会轻易消失，马上，立刻，进京人员就要接受检查。刺目的强光从四个灯架往场内猛射，犹如亿万人民的雪亮眼睛。
冒充沈阳23中革命学生的四个“黑帮子女”，排在队伍里，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我哥刘阿音兼刘卫东，走在最前面，一手拎着旅行袋，一手捏着介绍信。
心怀鬼胎的刘齐第二。东张西望的刘维莎第三。
梳着抓抓辫儿、戴着白色赛璐珞近视镜的刘宁殿后。
接待人员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向我们前面的人问着什么。
我张大嘴，使劲喘气，昨天刚进沈阳站时，我也这样呼吸来着。我觉得自己是在经过一道道封锁线，我没敢想这是敌人的封锁线，也没敢想这是革命的封锁线，想的就是封锁线，纯粹的封锁线。但封锁线这种概念本身就有毛病，就不该出现在脑海中。封锁谁？谁封锁？难怪红卫兵对你专政，这么专政你还乱想，你到底要干什么？ 接待人员从刘卫东手中接过介绍信，目光就要扫来的一霎那，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猛然蹲下身，假装系鞋带，双手在脚面乱颤。我承认，我这是极端自私的懦弱行为，迹近叛变组织、出卖同志。因为我这一蹲，就把不够串联资格的小学生刘维莎，直接放到险境之中。可叹刘维莎哪里懂这些，仍旧四下看热闹。东北话管这个叫“卖呆”，别的她也卖不了，只能卖“呆”。紧要关头，只见刘宁的腿脚快速移动，将少不更事的妹妹挡在身后。
马上我就后悔了，因为刘宁挡不挡维莎，我蹲不蹲，一概无碍大局，接待人员连问都没问，而只是草草看了看那张介绍信，手一挥，放行了。串联学生比树叶还多，哪个有耐心细查？
兴奋啊，如释重负啊，北京，你博大的胸怀，一颗纽扣也不系，就这么向我们敞开了。我体验到一种“逃出来了”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或者叫自由，身体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哪怕只是自由一小段时光，哪怕自由过后，仍然回到不自由的状态，但是毕竟尝到了自由，有了可供回味，值得追求的资本。还有些惋惜，刘卫东的那张介绍信，白白机智勇敢了一场，接待人员啊，你咋不好好看看，那上面都是智慧啊。
过了“封锁线”，另一个接待人员随机“扒大堆”，连连吆喝：你，你，你们这一拨儿，往那边去，上那个车，不对，不是红车，是绿车。人们乖乖登上大客车，用的是门，不是窗。外地小将初来乍到，即使再有闯劲，毕竟对圣地般的首都怀有一份敬畏，其中还夹着生理上的疲倦和饥渴。
不料引擎刚一启动，我们那辆车就变了样，人们，都是些孩子，一反长途跋涉的困顿，马上活跃起来。有几个人高呼：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很快，大家都跟着喊起来，喊得很有节奏，七字一句，二二三结构，想没节奏也难。
司机善解人意，也做得了主，只用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叫人们遂了心愿，看到了**。汽车随即挂了抵挡，慢慢开，为的是让大家多瞅两眼。事后我查地图发现，我们从先农坛出发，向北，走的是天桥大街、前门大街，再向北，就是**，你喊也好，不喊也好，司机总归要往那里开。
夜幕下的**广场自有一种特殊氛围，灯笼八盏，红旗八面，静静伴陪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那上面的色彩非常奇妙，既柔和又耀眼，既熟悉又新鲜。从前的做法是：五一、十一两个政治节日才插旗、张灯、挂像。文革改了规矩，天天都是如此，这就对了，符合经典著作精神。列宁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文革这个盛大节日刚刚开始，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有人咳咳嗓子，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如果《东方红》排名第一，排第二的没准就是它。多年后从酒桌上听说，这首歌的曲子竟是抄袭之作，是从《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首歌上扒下来的。说者怕大家不信，把两首歌从嘴里“拎”出来，一句一句对着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锦绣河山美如画； 万物生长靠太阳/祖国建设跨骏马；
雨露滋润禾苗壮/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头戴铝盔走天涯。
酒友们听了，一个劲叹息，都说太像了。话说回来，那晚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中奥秘，知道的也不会说。石油和舵手，哪个更重要？这首歌的影响太大，就算是抄袭的，先前那个歌，也得谦让一下。
可是，当时在车上，有一件事比唱歌更迫切。
起歌的人显然不了解大家的心思，清完嗓儿，唱了第一句，停下来，指望众人跟他往下唱，众人并不唱，而是异口同声高呼：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产生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初期的**广场。广场太大，排在后面比如纪念碑一带的人，根本看不着城门楼上的细节。古代画论管这个叫：远山无树，远水无波。靠前一点的还好，勉强可见一个个小小的人影，但也看不清眉眼。
古人对此亦有说辞，叫做：远人无目。大家不满足，都想看个仔细，就你推我，我推你，齐心合力往前拥。负责警戒的军人哪里肯让，手挽手排成人墙，脚抵着地面，身子往后，拼命顶住人群。众小将不干了，凭什么呀？我们这是向毛主席靠拢，又不是干坏事，大家一急，急出了这个口号。
“我们要见毛主席”，跟当时所说的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相比，应该算是时代第二强音。有一次，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毛主席他真就下了**，从中间那个门洞出来，一步步走上金水桥，径直坐在石头桥面上，屁股底下啥也没垫，近距离向人群招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这是跟红卫兵小将心连心。《人民日报》我看不到，但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电台里都播，大人小孩围着收音机，聆听北京传来的红色电波，已成国中时尚。
大客车开到**前，左拐，沿着长安街行驶，口号声也随之左拐，一浪高过一浪，经过中南海时，分贝值达到顶峰。新华门的哨兵静默肃立，似向车内查看。
满车小将血脉贲张，却无一人去想，此时夜色正浓，万众都歇着呢，万一惊醒了睡梦中的毛主席，以及尚有资格居住此间的其他领导，各位这是有益于革命呢，还是相反。就算毛主席喜欢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你们这一通喊叫，若是打断了老人家的思路，哪个有本事给他接上？
再说难度也大，你们想见主席，谁不想见？去**司机能做主，这事做不了主，他只能给一脚油，拉着大家向西行驶。
街上没一个人，偶尔有类似的大巴迎面驶来，两车擦身而过，喇叭一鸣，气流一掠，长啸不已。
灯光渐稀，街道渐窄，分配给我们的住地到了。这是一个名叫什坊院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小学校。
【篇2：红卫兵串联散文】
林深数树散文四则苏曼殊是要佛还是要爱 今次，我提出一个顽气问题：苏曼殊是要佛还是要爱。
也是读了熊召政的文章，说苏曼殊是向佛，是要灵魂净化，心地干干净净，于是拒绝爱，选择了佛。
我觉得作者和文字是太高洁了。是把自己高洁之心，来读高洁之人，于是送苏曼殊进佛国到天堂了。
平心度之，我看未必。其实，真未必。苏曼殊佛心是有的，爱心也是有的；心地澄澈灵魂向上是有的，凡夫俗子肉身欲念也是有的。向禅佛是有的，爱心所属也是有的。
要是苏曼殊没有凡心私心爱心情欲心，他那些神奇极致深情款款缠绵缱倦一往情深的词你何来。
我不信苏曼殊是王母娘娘生的，或者是七仙女生的。王母娘娘倒是生了一大群，可是在天上。而且那都不是凡胎不到人间不食烟火的。怎么会就是你，就是苏曼殊呢？七仙女倒是生的牛郎的儿子，贱种仙种，到底凡间种；可是似乎仿佛好像是不在人间，没有留在人间，牛郎挑到天上了。那你干干净净何来。
我信苏曼殊和大家一样，爱着，凡俗着，灵魂向往着追求着爱……不能自拔。苏曼殊，是干净，也是不选择，也是放弃自己灵魂要的也是世俗里没有不能给的也是希望梦寐世俗里也有却另有所属的。于是青灯黄卷木鱼钟声佛国菩提庇护他走向自己的归宿……是自我是净化是崇高是尊严，也是爱心和禅意。于是他早去…… 为什么提取苏曼殊？我想不是他是日本艺妓养的。出处是没有人能选择的。爷娘无论如何卑微或者高尚，腌臜或者圣洁，野蛮或者文明，你都是生命接续的，又都是自己造化的。先头你不能选择，后头你更多选择骂？你选、你不选，你又能怪谁？ 但自我可以选择，人格可以选择，尊严可以选择，是干干净净到圣洁还是凡夫欲念归世俗可以选择。而我，都表达尊敬。
我不好说，那个小姐都比贪官干净。我不好说，郭美美怎么也比假慈善干净。我不好说，柳亚子陈独秀苏曼殊包括郭沫若，没有什么硬是低俗胜过做真理的。我不好说，我们身边做真理的，真的是真理化身，是神仙生的，王母娘娘生的，七仙女生的…吗？我不信。苏曼殊僧不僧道不道禅不禅爱不爱，他是他。他的向佛修禅造诣，有诗词作证。他是凡夫俗子的，有诗词作证。
但是他爱着，他干干净净，他有人格尊严，也有诗词作证。
他的向爱向佛都到圣洁到极致，叫你神往。你是神仙生的是真理化身是天国代表，可是不要没有真身没有脊梁骨。一根筋和八面玲珑 1 还是说万恶的美国。
没有种族歧视嘛？没有阶级压迫吗？没有黑金政治吗？没有信仰冲突吗？没有团体，没有圈子，没有社团，没有党同伐异吗？ 毫无疑问，都有。
富人的美国。选票的美国。天堂的美国。地狱的美国。活力和原创的美国。暴力和侵略的美国。2 一根筋的故事也太多。
优美的，凄美的，壮美的。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不可理喻扼腕叹息的。
不说屈原投江，文天祥过零丁洋。还有，阿诗玛站成石头。梁山伯殉情。孟姜女送寒衣哭长城。王国维投湖不识时务。陈布雷自杀。金岳霖守望没有希望。南京小戏子殉师一塌糊涂。都是一根筋。都是伟大或者渺小。
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没有改变现实或者历史。可人们为什么歌颂或者叹息呢？是人心有另外的东西了。是人心有更多的坚守或者选择了。我们讲大数据。大数据说话，大数据发生作用。什么是大数据？ 历史，天地人心，天数人数物数。大多数，小概率不作数。小概率作数在另一边。
大道，天道人道。道不为尧舜兴，不为杰纣亡，是也。常数，常识，常理。也是科学，也是传统，也是文明。4 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抉择是台湾成为弃子。也当然，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抉择是弃暗投明。
中美建交(全称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是新中国或者中国大陆)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两国三方都明白的。第三国日本，也明白的。还有谁谁都明白。川普会不知道.？川普会不明白？ 川普是知道是明白，装糊涂蒙董，打要利益。什么是八面玲珑？ 八面玲珑不会只是颜值高伶牙俐齿。应该是机巧，智慧和拿捏。是一坨泥巴两面光，于人于己。现在叫博弈双赢。有人是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有人是满口的饭不要米(饿死人)。有人是背台词好话说尽。
是诸多力量冲突纠结，游刃有余。苏秦是六国相印。瑞士是政治中立金融得利。郭沬若是退党入党。更有汪精卫，周佛海投怀送抱。今天的李登辉也是。
当然奴才丫头倡伎优伶各有绝招。喇叭是闹，丫头是笑。铜锣要响，奴才死党。至于苍姐郭妹，执金的都是情郎，温言软语不是要你的心是要你的钱。章子怡跟汪峰，还清纯干净吗？ 这还不是最卑鄙无耻的。不及黑客裸官撤白党。居中国要位，潜伏为敌办事。一家人美国了，我裸着在中国赚钱。送人美国，送钱美国，送怀送抱美国，回头狰狞起来骂美国抓美粉。还有骂美国骂着骂着，自己到美国了。6 道士修行修到嘴皮广告文宣，也是拆白党，是成了拆白党。修行有奇门异术，夹把扫帚能上天，你信吗。修行有绝招，炼丹吃药，长生不老，你信吗。
修行有法术，点石成金，栽树摇钱，呼风唤雨，吞天沃曰，你信吗。修行有极境，得道升天做神仙，极乐天堂，瑶池仙境，你信吗。——我一根筋不信。
修行修己；修行修心。修人的，你雷锋道士啊。修心的，是为行为干净。我欲仁斯仁至矣
关于初心，宗旨，信仰，中国梦，这些精神品质的东西，是与不是又是什么，信与不信又为何可信，不易说清听信。还是借用孔子的话，我欲仁斯仁至矣。
你想仁要仁做仁，仁就来了。你想初心，要初心，做初心，初心当然来了(应该说初心当然是了，因为一直在)。
初恋做玩伴做学窗做朋友做兄妹做情人做妻子做白头偕老，世界也多，一点也不神话。反之青梅不竹马，爱做掉了，仁做掉了，初心做掉了，真心做掉了，信心做掉了，红豆爪哇国，世界也多。
一句话一辈子，阿诗玛站成石头，许你成仙许你天堂许你法轮旋转许你长生不老，你就不好验证。甚至不可验证。
不好验证的存疑，不可验证的不轻信。扯野棉花，如胡乔木用登泰山证上天堂显然不可信。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可信。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也是（但还不可尽信，因为假象）。人云亦云的事，就该长个心眼。人家都信的事，你也就信了吧又何妨。一个社会如果爷娘不可信爱人妻子不可信亲戚朋友不可信师傅同学不可信……那市场上货柜里的水货就一定多了，要打假。尤其你要慧眼，你要法眼，你要火眼金睛，你要识货，你要道行修炼功夫。换言之，你有吗？你要吗？你能吗？——也无妨就童心初心朴心佛眼菩萨心不圣人也仁慈心，都信了。
信是真信。会有假信仰吗.？ 所以信仰是初心是真心是信心。儒生不信孔子，和尚不信佛，基督不信耶酥，怎么可能。
所以初心也是真心好心信心。我欲仁斯仁至矣。好人初心在,，朋友。所以回到题目和开头的观点支持。一个佛爷若许金刚佛爷一个。释迦牟尼一个。金刚是若许。要是许多佛爷，一个金刚，那是佛爷吗？金刚也不是金刚，一个办公室不合格的倒茶扫地的。要许多佛爷更一定不是佛爷。要么是“佛爷”流行，要么是皮影傩面戏下乡，要么是满天下人都瞎了眼睛。印度王子一个，牛栏出来的一个，菩提树下悟道的一个，真参透人生历史天地宇宙的一个……也就是释迦牟尼一个。
不会多。多不了的。别人从流浪生病牛栏出来，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新生的，悟道的，成佛的一个。
孙悟空八卦炉能出来。你能出来吗？佛爷跟修行无关。佛爷是老天造设，是钟灵毓秀，是以开导、昭示、启迪世人的。
金刚们才是信徒，才是修行的，才是追随者。
金刚们是真信仰，真信徒。也是弘法传教，保护佛爷的。没有金刚的弘法，没有金刚的保护，佛爷他是佛爷吗？ 4 至于信众修行就浅了。我是说跟金刚比。
既然金刚不能修成佛爷，有信众修成佛爷的吗？ 那真是笑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吗？那只怕更多是杀人犯！那句话是劝善的。不是说你真成了佛。信众走进寺庙跟僧尼不一样：真心的虔诚意义的还是要世俗的幸福。我们西藏的藏教信徒，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一步一拜三步一磕，求的也是世俗的幸福。
不是大家都要成佛，成仙成玉皇，成真主穆罕默德。
不要鄙视信众世俗的追求，才有寺庙，僧尼和佛爷的广大宏远，才有宗教才有文化才有甚至叫人的温情、向往和理想。6 中国藏族活佛肯定不是释迦牟尼！肯定不是佛爷！达那噶会是佛爷吗？是一个流亡的教主，算历史都没有参透的，那种不合格的教主。*（这样说我冒昧、唐突。)还有西太后也叫老佛爷。当然西太后叫什么都可以。天王老子也不错。
可惜她是逆天她是枉道她是奢靡享受贪欢贪权贪婪幸福的人。颐和园证。戊戌六君子证。
所以西太后身边，没有金刚。戏子如梅兰芳，顶戴纱帽佞臣贪官丫头奴才太监一大堆。
【篇3：红卫兵串联散文】
原标题：散文：对待恩人一样，对待弱者 || 刘佩学 对待恩人一样，对待弱者 作者|刘佩学
周六午睡后，下楼与坐在小区石凳上的几个老人聊天，老人聊得十分热闹。一位老人说起自己一件年轻时的事儿，老人的媳妇怀他大儿子时，走路不慎摔了一跤，出现了流产症状。来到医院，医生看了一下，觉得难以保住孩子，接下来，流产症状更为明显。朋友向他推荐一位姓陈的中医，他去找这位医生，这位姓陈的医生一点没有推托，非常爽快，也没有说什么话，就去家里看患者，然后开了一剂中药。老人媳妇喝了两剂中药后，孩子保住了，也没有留什么后遗症。老人说，当时他就想跪下，来感谢这位姓陈的医生，姓陈的医生马上拉起他，“这有什么呀，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嘛”。老人时常叨念，应该感谢这位姓陈的医生，却不知怎么去感谢人家才好。说着说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老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会在大街上流行时，见到恩人，那位姓陈的老中医。陈医生头低得很深，就快压到了脚面上，脖子上挂着一块重重的牌子，至于牌子上写着什么字，老人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挂在脖子上是一根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脖颈里。老人那个时候，也就三十岁左右，血气方刚，冲劲儿上来，一点都没有犹豫，冲上前去，就把陈医生挂在脖子上的铁牌子摘了下来，“啪”一下扔到了地上，“红卫兵”忽拉一下就围了上来。老人拣起丢在地上的牌子，就要和“红卫兵”硬拼，“红卫兵”看碰到了硬茬口，也就软了下来。谈判结果，包括陈医生，一共九个挨斗的“牛鬼蛇神”，不再挂重重的铁皮牌子，只挂纸壳做的牌子，挂在脖子上的细铁丝，也换成了拇指粗的麻绳，当然这些牌子，还有粗麻绳都是老人免费提供。老人记得清楚，倔强的老人，挨斗时都没有掉眼泪，他给他们挂纸牌时，竟然泪流满面。老人说，这个事儿，要说和我的恩人陈医生一点关系没有，也不对，不过也不全对。那瞬间，我觉得他们是弱者，他们是冤枉的，他们的罪行是“运动”强加给他们的！刹那间，我觉得他们和陈医生一样，都是我的恩人，我才无所畏惧，义无反顾，根本就没有想到将会有什么后果，也算得上“无知者无畏吧”。
对待恩人一样，对待弱者，老人说得多好！当今社会上，每一个人要是都能够对待恩人一样，对待弱者，那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自我做起，就从小事做起，对待恩人一样，对待弱者！活着就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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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骆小海·
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１〕。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２〕。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着学校放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着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着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着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着：“主席，救我一命。”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旮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着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伙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形势的发展，与友人的交流，读书的思考，使我逐渐认为，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实为神经路线。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着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１〕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２〕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３〕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４〕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５〕 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６〕 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７〕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８〕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９〕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第3篇：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吉林省交通学校的“长春——北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向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挺进。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行进在山谷中，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贵州清镇半农半读师范在娄山关宣誓。
1967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长征兵团先遣队，登上井冈山主峰，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展览室里，红卫兵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参观，学习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革命事迹。
1966年，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
1966年，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向井冈山的革命老人学习打草鞋。
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了张思德同志的家乡，决心向张思德同志学习。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正和张妈妈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的九名女红卫兵组成的“女红军长征队”在长征途中，来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家里拜访刘妈妈，这是刘英俊的母亲朱秀兰向革命小将介绍刘英俊同志的先进事迹。
来自内蒙古的一支红卫兵长征队在延安街头载歌载舞，热情歌颂毛主席。
红卫兵战友小合影
1966年，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拍下这张有意义的照片，永远记住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时刻。
1966年，辽宁省锦州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与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会师，图为两只宣传队举行交流座谈会。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农民们期望他们能够多到农村演出。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革命小将越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在雄伟的**广场，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围着一个蒙古族小将，请他签名留念。
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这三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小将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拿出日记本记下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和激动的心情。
来自西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朗读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们在白求恩纪念碑前宣誓。
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进入韶山。
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做一切行动的指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自新疆的长征小将正在向六盘山挺进.1966年11月5日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和“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的工人一起合影。
1966年山西农学院长征队员在访问瑞金时，在当年毛主席带领瑞金县沙洲坝人民挖的井旁，学习毛主席在这里写的光辉著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长征队的战士们，响应步行串联的号召，从上海前往井冈山，这是他们在出发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红卫兵在去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前，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
来自湖北的红卫兵决心从北京徒步走回去，这是他们出发前来到**前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1966年，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广场。
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点燃的步行串联的火把，已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纷纷走出学校，步行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
这是步行串联到广西南宁的云南大学长征队，在认真学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
1967年，来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长征队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在为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演出表演唱《我读主席四卷书》。
1966年，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二十名红卫兵小将，组成一支“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出发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在田间向公社社员宣传的情形。
这是小将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
这是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情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前往外地进行徒步串联的“长征红卫兵”，在出发前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个个欣喜若狂，进一步坚定了长征的决心。
红卫兵学习红军的革命传统，在毛主席率领的练兵场旧址演兵习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