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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崛起的生态文明承诺
赵红梅
2013年第6期 ——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就是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山绿、水清、地净、气洁的美好家园，让人民群众不但能够享受“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城市生活，也能品味“万家烟树满晴川”的田园牧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生态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崇尚美丽、走向持续和谐发展道路的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新形态。在今天，城市的发展尤其需要秉承生态文明的理念，城市的崛起尤其需要守护生态文明的承诺。
（一）综观人类发展史，文明化的过程与城市化的过程大致同步。当人类着力发展物质文明之时，城市化主要从物质层面来展开，体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工业经济，增加GDP；当人类着力发展精神文明之时，城市化主要从精神层面来展开，体现为弘扬社会正气，培育优良风尚，歌颂道德良心。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为完善和实现城市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被异化的风险。这是因为，物质文明较多地着眼于或局限于客体的物质性一端，精神文明较多地着眼于或局限于主体的精神性一端，容易制造出主客二分或主客对立，并导致人的生活的完整性的分裂乃至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在历史上也总是面临着双重异化：或异化为物，成为物的奴隶；或异化为神，陷于精神的迷狂。前者在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形态就是城市生活中的商品拜物教，后者在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形态就是城市生活中的精神乌托邦。为了避免这样的异化，环境哲学家、生态哲学家以及后现代的城市规划师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城市构建的生态之思，并提出了生态之城的构想。这可算是对城市的崛起郑重给出的生态文明承诺。
（二）如果说，物质文明的侧重点在于客体，强调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物质生活，精神文明的侧重点在于主体，强调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精神生活，那么生态文明的侧重点在于主客体交融，强调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处理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解决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生态文明就是把人之德性的呈现与自然之生态的呈现当成是同一过程，从而倡导一种天人合一、主客体交融。
走向天人合一、主客体交融乃是生态文明的最高理想和最美心愿。相比于物质文明避开主体的精神单向地去发展客体的物质、精神文明避开客体的物质单向地去发展主体的精神而言，坚守主客体交融、万有相通是生态文明最大的特点，也是生态文明最大的优势。生态文
明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自身的环节包容其中，而又超越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容易导致的异化困境，是境界、平台、层次最高的文明，是驱动力、影响力、承载力最强的文明，最有利于为城市崛起作出文化承诺和观念支撑。
（三）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最早提出“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此提法一经出现，立刻就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瑞杰斯特，在美国伯克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经过20多年的努力，伯克利成为世界级的亦城亦乡式的生态城市建设样板。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获得批准建设生态省。随之，陕西、福建、山东、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设生态省，天津、广州、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也都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标志性十年。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城市时代，城市不仅变得更加重要而且竞争更加激烈，城市竞争力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国家竞争力。城市正越来越主宰着国家的未来，城市整体竞争力及其变化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及其变化。可是，在中国，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问题集中出现。其中相当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崛起缺少生态文明承诺。表现为：
首先，生态建设不能完好融入城市规划之中，城市建设不能借风而立、借水而生，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两张皮”。我们很少能够体验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合一、自然与人的共生，更多的是环境与人的对抗、人与环境的紧张。
其次，即使城市建设容纳了某些生态元素，但往往总是因为把生态城市简单地解读为植树造林、美化亮化，陷入城市绿化偏执症，导致城市建设落入形象化、形式化、表面化。尽管生态城市的建设先要打好“绿”色的底子，但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却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的美化、形象的绿化，而是达于整个城市各结构的良性循环与各功能的全面互动。
再次，城市发展缺少生机与活力。何谓生态？生态就是生命的本来样态，就是生命的本然状态。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造城运动，公民博弈空间极少，政府借助大一统的技术标准，进行“暴力规划”，导致中国城市建设的同质性越来越浓，个性化越来越淡，从而远离了生命的本来样态。如果说，生态文明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能产生的异化的郑重承诺，那么，城市崛起的生态文明承诺正是对日益彰显的诸如此类城市问题的自觉回应。这种回应对于把握中国城市崛起的驱动力量和发展规律，制定科学的城市竞争和发展战略，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
（四）城市崛起要有生态文明承诺，它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反对技术强权，还原城市活力，彰显城市个性。技术的标准化数据总是遮蔽一座城市的生机，并导致一座城市走向同质和平均。如果说钢筋水泥令人窒息，那么生态公园、林荫小道作为城市的“林中空地”就能为灰色板结的城市带来活力与生机。美国城市设计专家理查德·瑞杰斯特指出：“我们必须进入人与自然、城市与地球关系的深入思考，我们不能再简单和天真地接受‘技术万能’的观念。”（《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正如人需要实现自我，实现个性化生存一样，城市也需要个性。城市个性是对城市同质性的克服与超越，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特质所在，是城市的特殊性与典范型。有个性的城市是经典的，也是不朽的。有个性的城市有自己的灵魂。教堂的钟声与海关的钟声都是城市灵魂的一种外化，它促使着该城市的人注神聆听与身心凝聚。个性城市离不开特色人的存在。个性城市与特色人共生与互释。杭州人的闲散与杭州的柔美相宜。巴黎人的优雅与巴黎的唯美相宜。巴黎圣母院悠扬的钟声和时速140公里汽车轮胎滚动发出的沙沙声交相辉映，古老文化和现代速度的和谐统一，让
人有说不尽的愉悦。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惠民的理念上升到发展和实现人的个性的高度将是不变的共识。
其次，倡导天人合一，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生态城市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城市与田园的结合、钢筋水泥与黄色土壤的相嵌，主张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强调地球共同体的整体安宁和城市人的灵魂安顿，反对掠夺和征服，拒绝喧嚣与噪音。“生态城市热爱真实的天气，具有对荒野的兴奋以及具有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喜欢自然力量的刺激、幽静平和与瞬息万变的未知的快乐。”（理查德·瑞杰斯特：《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生态城市需要聆听天籁之音，感受本土气息，因地建城，人城相宜。如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北京生态城市的象征，上海的里弄就是上海生态城市的象征，武汉的巷子就是武汉生态城市的象征。生态城市注重生态循环，超越形象生态，是良性循环的城市。良性循环包括生态和社会两个方面。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步是修复生态系统，第二步是拉动社会生态的改良。理查德·瑞杰斯特甚至将城市与人体相提并论，认为生态城市的“神经系统”就是“实现内部交流，包括电线、光纤、为人们传递消息的街道、印刷出版部门、报纸、电台、电视发射和接收设备、计算机、邮局”。生态城市的“大脑”就是“对信息进行接收、储存、加工和协调，包括大学、管理机关、政府大楼、非营利部门的办公场所、书籍、图书馆等”（同上书，第47页）。显然，生态城市不再是建筑、道路、广场等“物”的聚集体，而是天地人等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开放的有机生命体，是一个由人创造、改变同时又受自然环境文化等多元因素影响的人化空间、可能性空间。再次，强化民众的生态担当意识，张扬民众的公共理性精神。日本倡导“市民污染的河流，市民亲手再生”的观念，日本的“德川河流的再生、城市的再生是政府和市民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吉川胜秀编 伊藤一正著：《城市与河流——全球从河流再生开始的城市再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美国的州水源评价计划提交与实施流程始终贯穿着公众的参与，西雅图公共事业部门每年都带领约万名学生了解有关河流、水循环、野生动物、历史、侵蚀以及森林方面的知识。（美国环境保护局等编：《美国饮用水环境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今天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应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让公众参与有法律保障、参与方式多样、参与面广和参与程度深等。唯有如此，才能最终把生态文明的理论承诺变为推动城市崛起的实际行动。■
（作者系湖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