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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学位）论文
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
张俊（2007031142）
指导教师姓名： 王孟懿 职
称： 讲师
单
位： 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专 业 名
称： 历史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1年4月12日 论文答辩日期： 2011年4 月13 日 学位授予单位：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答辩委员会主席: 论 文 评 阅 人: 2011年
月
日
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
张俊
(2007031142)（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 其特点和作用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断加强，表现在：低种姓群体政治上进一步觉醒，印度各政党对种姓的利用增强，种姓政治角逐下的种姓冲突不断发生。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政党的不断重新整合，使印度政局的发展将会比以前充满更多的变数，这将对印度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也大大延缓了印度社会在整体上突飞猛进的发展。
关键词：种姓制度 ； 种姓政治 ； 印度政局 ； 变化 ； 影响
Theory 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caste system under the changes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Zhangjun(2007031142)(QianNan Norm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department, Duyun，Guizhou，558000)
Abstract: The caste system is characteristic of Indian society cast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stantly changing.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caste system strengthen ceaselely, displays in: low caste groups, the further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using enhancement, caste caste political contest conflicts occur under caste.All kinds of political power especially party constantly to re-engineer,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politics will be greater than before full of more variabl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India's own development brings negative effect, thus greatly delayed the Indian society,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Keywords: caste system: caste politics: political: change: influence of India 2
印度独立后，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之时，印度社会却存在一个很大的潜在危机，这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作为存在印度几千年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和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当今种姓制度仍在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
在印度众多的宗教中，印度教享有特殊的地位，它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其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传统的种姓制度按照宗教的神学理论把印度教徒划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和统治者)；吠舍(商人)；首陀罗(体力劳动者和奴仆)；这四个种姓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依次而定。”[1]此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即因触犯种姓规定而失去种姓的人及其后代，他们通常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者又被称为“表列种姓”。他们生活在印度社会的最底层，是最受压迫和歧视的阶层，俗称“第五种姓”。每个印度教教徒一出生便被打上了其家庭种姓的烙印，社会地位终生难以改变，职业世代相传，不同种姓之间还禁止通婚，每个教徒的地位从出生时就被固定在特定的阶层上,终身都很难改变，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印度独立不久，印度颁布的宪法第17 条明文规定:废除“贱民制”,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实行“贱民制”,凭借“贱民制”而剥夺他人权利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惩处。同时,宪法还规定在人民院和邦议会中,为表列种姓保留席位,在政府机关、公营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保留名额。[2] 1955 年,政府又颁布“不可接触犯罪法”,进一步禁止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由此可见,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法律上以及政府行为中,都严格反对种姓不平等,并尽力提升低种姓的社会地位,以至有学者评论道“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下层少数阶层像印度的下等人那样受到政府如此特殊的照顾”。[3]
但是,由于印度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及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特别是由于种姓制度是一种根植于印度教信仰的等级制度,所以,种姓制度在当今印度社会(尤其在农村)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印度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中,种姓制也始终是一个难解的情结。正如尼赫鲁说的:“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度的条件下,印度始终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4]这就是说,虽然印度宪法明文规定要废除贱民制,并坚定地反对种姓制,但在印度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真正解决,特别是印度独立后的这几十年中,种姓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正在强化。
二、种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断加强
印度独立以来,低种姓群体在政治上进一步觉醒，在印度政坛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参政意识的逐步提高、种姓协会的日益活跃以及低种姓政党的不断涌现不是偶然的，除了低种姓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外，其与政党对种姓的利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密切相关。
（一）印度独立后低种姓群体政治上进一步觉醒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媒介的扩大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种姓制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分工明确，特别是在城市，种姓制的社会职能正在削弱，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差异和歧视有所淡化，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
印度独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落后种姓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部分中、低种姓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改善，一些家境优越、经济条件好的高种姓家庭子女还留学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在海外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更是深人人心。与此相应的是种姓观念的渐趋弱化和政治意识的逐渐觉醒，特别是广大中、低种姓阶层的参政意识近年来随着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提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印度政府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在文化上允许西方的电视新闻和文艺节目进入印度文化市场，导致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大受追捧；西方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观点在印度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大行其道，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正是这种互动，进一步动摇了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和种姓制度，种姓歧视受到了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种姓阶层的唾弃。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与高种姓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印度民主制度的发展，低种姓的政治意识逐渐提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政治权利的重要性。他们要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与高种姓平等的地位而斗争。一些授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出身低种姓家庭的普兰·戴维是印度社会主义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她成功当选为印度人民党议员，成为知名女议员。另外，2000年新当选的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克斯曼则是该党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低种姓的主席。低种姓力量的兴起要求他们在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均等、争取增加政治、社会权利等方面，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建立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如70 年代初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达利特(表列种姓的另一种称呼)建立了黑豹党，80 年代北方邦达利特和低种姓建立的多数人协会党以及安德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等，就成为政坛上新兴的政治力量。其中，多数人协会党在吸纳成员时，不仅吸纳低种姓成员，还主动吸纳穆斯林参加该党，其宗旨就是使落后群体联合起来，争取真正得到平等地位。在邦内，多数人协会党由于得到下层群众的支持已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势力。不仅如此，多数人协会党还努力在全国扩大政治影响，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参加印度第12 届和第13 届人民院的选举，虽然得到的席位不是太多，但毕竟显示了它的政治影响力。
低种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建立自己的政党，而且还利用种姓制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大力呼吁种姓意识，建立各种种姓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以谋求自己或本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低种姓中一些较有经济政治实力地位的人发现，种姓组织是一种可供利用的工具,而且利用起来简便易行。而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多数人来说，参与种姓组织举办的活动也是扩大生计的手段，因此，只要有人组织，也乐意参加。这样，各种各样的种姓协会便应运而生。这些协会中一些势力较大者为扩大本协会的影响，还力图跨出本地区、本邦，实现同一种姓的跨地区、跨邦的横向联合。有些协会还在与自己种姓相近的种姓中串联，以谋求上下相关种姓的纵向联合。[5]
种姓组织和政党的出现使一些人的种姓观念有所复苏，这对种姓应趋向淡化的总进程不能不产生负面的影响。尽管现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种姓协会已没有昔日种姓制度的实质，只是利用它的外壳和某些观念成立的社会群体组织，但它多少对种姓制度起了强化的作用。此外，低种姓政治力量的不断兴起，一方面体现了印度民主的主要方面，是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标志，但另一方面，低种姓政治力量的参政，也使印度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重新发生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增加了其复杂多变性。低种姓集团希望通过结成种姓协会，开展各种活动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大影响，提高地位。
（二）印度各政党对种姓的利用增强
低种姓群体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以及低种姓政党的不断涌现不是偶然的，对所有政党来说，争取选票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印度，由于存在着种姓制度，由于种姓问题的敏感性和种姓本身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种姓因素在政治参与、政治选举和政党斗争中的作用表现的非常明显，许多政党则利用种姓为其政治斗争服务，他们或提出一些政策主张和口号以吸引、争取特定种姓的选民，或提名主导种姓的候选人作为竞选招牌，达到竞选获胜的目的。可以说，从印度第一次大选开始，几乎所有政党在利用其他群众组织的同时都非常注意利用种姓制度。其具体做法往往是在大选前必须先研究各地区的种姓集团或宗教派别，提名候选人时再考虑选区内的种姓因素，尽可能提名本党中属于当地最有影响的种姓的成员为候选人，以吸引选票，壮大本党力量。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在印度你不是 5 投选票而是投种姓。”很多选民仅仅因为属于同一种姓，而非政见一致，就支持某个政党或候选人。无论政见如何吸引人，选民投票时首先考虑的也是种姓。
1952年第一次大选中,国大党正是由于动员了占优势地位的种姓才取得比哈尔邦的胜利,这是印度种姓政治的开始。此后,国大党就有意识地与各地占优势的种姓结盟,在种姓领导人中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推举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一旦进入政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种姓集团的利益,而在这些地区占少数的种姓集团的利益则受损，从而使印度政治带上浓厚的种姓色彩。为此，印度的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说“在争取自由运动中产生出的具有远见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正让位于那些具有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宗教和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上的新人。”[6]那么,国大党所利用的占优势的种姓大多是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些高等种姓在地方是传统的统治阶层,同时又是种姓制天生的维护者。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能够掌权,与国大党对“种姓”工具的利用不无关系。实际上,当今印度一切大小选举都离不开种姓因素,各政党都争相利用种姓外衣，来达到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处于种姓社会的人“只认种姓不讲道路”，使得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也变成了种姓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换了一件外衣而已。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选举前夕,各党派纷纷出动,作竞选宣传,发表竞选纲领,举行集会,发表演讲,争取人心。
当时印度政坛最有影响的政党有三个:国大党、人民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一政党都提出自己的竞选口号,其中国大党的竞选口号是“稳定”,人民党的口号则是“公正”,公开强调各种姓的平等,宣称要改善下层种姓的状况。当时就有人提出人民党是在打种姓牌,争取下层种姓的支持。而印度人民党提出的口号是“罗摩-面包”。这样的竞选口号表明印度人民党既是一个具有鲜明印度教色彩的政党,又是一个比较关注低等种姓的政党。确实,印度人民党自80 年代成立后,在全国发展很快,尤其在北方邦和德里的印度教徒中影响最大。其核心成员虽大部分属于婆罗门种姓,但它确实比较重视争取低种姓群体,提出要改善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以致在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选举中,该党一跃而成为印度政坛的第二大政党, 与国大党分庭抗礼。而在1992 年罗摩庙事件后,该党领导人又主张印度人民党要改变面孔,改变行动方式,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特别是要争取表列种姓和低种姓的支持,并把在农村发展势力作为重点。结果导致了1996 年印度大选它一跃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8 年该党再次执政。而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其根本原因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居高不下。这是国大党坚持“面向低种姓穷人”的形象，强调执政党的措施失当、腐败现象严重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代表了草根阶层人民的呼声，得到广大低种姓的支持从而赢得大选。在印度独立后50至70年代中,国大党一直统治着印度社会，在这30多年中，种姓政治尚不公开,没有哪个党敢公开提倡种姓选举,但1977 年第一届非国大党政府上台后,就公开宣称要执行“低种姓”政治,理由是低种姓几千年来一直受压制,现在应该是还其公道的时候了![7]80年代后,种姓政治被不断利用,印度的民主制也深深地打上了种姓烙印。而低种姓往往成为各个政党争取的对象，他们都想从这个“选票银行”中得到好处，低种姓也想借此机会参与政事，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低种姓力量的被借重和被利用，使得他们在选举时选与自己相关的种姓代表，这就使低种姓力量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合力。这使种姓制取得了更多的生存形式，其力量也变得复杂多样，在种姓制影响下，印度政治也呈现出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三）种姓政治角逐下的种姓冲突
印度独立后，政府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制”，但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语地带，这种陋习依然盛行。在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与压迫。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各种姓力量的不断变化和加强，高低种姓之间为各自的利益不断的产生矛盾和冲突。
由于种姓之间的不平等,必然引起种姓压迫和种姓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局的动荡不安。这不仅有各个种姓内部主体种姓和亚种姓的冲突,更有不同种姓之间的冲突。由于低种姓特别是表列种姓仍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和参与权,为此他们甚至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图与高种姓阶层对抗。而高种姓不甘心自己的特权势力受到挑战,他们看到表列种姓和自己平起平坐,特别是受到国家扶植,心里很不舒服,因而采取非法迫害手段,以发泄愤恨情绪,或公开反对政府在官员职位上对表列种姓实行保留政策。所以,高种姓和低种姓(特别是表列种姓)之间的矛盾与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据统计,1956-1976 年发生的攻击贱民的事件有22470起,1977-1981 年增加到64511 起,1999 年2 月仅北哈尔邦在一个月内就发生59 起种姓冲突, 有600 人被杀。[8]可以说,只要有种姓,就会有种姓冲突。
有人曾说过,印度社会是被种姓制度分割开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种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一直是印度社会的痼疾。从古到今,种姓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近年来,为了争夺就业机会、维护自身利益,种姓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而贱民和其他低种姓为争取自身的权利也在进行斗争，各种姓之间利益的冲突。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起政局的动荡，而且对印度政治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使种姓意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加重。
总之，印度的种姓冲突的发生直接与印度的政治体制、选举中的党派斗争相联系。原因在于, 种姓群体目前仍是印度许多政党的基础； 相应的政党则代 7 表着相应的种姓的利益。一旦大选或邦选来临, 一个地区的选举结果就造成了党派间利益失衡, 种姓冲突几乎就无法避免。比如哈尔邦发生的屠杀, 实际上就是邦议会选举的后遗症。可以说，种姓冲突是种姓政治下产生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种姓制度下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使印度政坛更加趋于复杂化。
三、种姓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印度政局的影响
印度种姓制度的变化在政治领域里的主要表现一是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地方性政党数量的日益增多，二是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已成为印度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作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许多代表地区种族主义势力的政党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进入20世纪90 年代，随着印度低种姓力量的兴起，它对印度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它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吸引和带动着更多的种姓组建各自的政党并投入到邦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政治活动中来，加速了印度政坛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90年代以来，低种姓政党在印度政坛的活跃，并开始努力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而进行各种斗争，这加速了印度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印度民主政治发展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数量过多的政党、政治力量地区化的趋势也造成印度政坛不稳、执政党政策妥协、政治力量较弱的弊端，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参政是印度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重新发生分化，并增加了其复杂性，阻碍印度的发展。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政党围绕拉拢和争夺联合阵线支持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其中代表广大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地方性政党的活动将会更趋活跃，各政党在邦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政治参与极大地改变了印度原有的政治版图，而低种姓力量的崛起将为印度种姓政治增添新鲜的血液，但是由于低种姓力量成为各方借重利用的对象，其对自身的力量的整合不够重视，使得低种姓群体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强大的独立力量，这势必将会给印度政坛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结束语
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的产物，对印度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种姓歧视、种姓偏见、种姓压迫以及由此带来的种姓冲突仍然会继续存在；中、低种姓阶层为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努力将会继续；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政党围绕议会选举将会展开更激烈的斗争。考虑到印度原有的民族、宗教、种姓、各政党之间关系等的矛盾，印度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印度政局的发展将会比以前充满更多的变数，这将对印度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也大大延缓了印度社会在整体上突飞猛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第21页 [2]时宏远.印度社会的毒瘤:种姓[J].世界博览2004,(7).[3]钱乘旦.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制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1994,(7)[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5]林承节.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陈峰君．印度社会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7]钱乘旦.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制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1999,(4)[8]吴永年,赵干城, 马孆．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指导教师: 王孟懿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