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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级国贸1班闫军磊2009407103
4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
摘要：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历史悠久，在中国让人们议论纷纷的往往是国企，尤其是
国企的资本结构治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现有的资本
结构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资本结构治理成为企业改革的热点和
难点。本文基于国企资本结构特征分析，提出资本结构治理基本思路，并对现存的资本结构治理方式进行剖析，认为债转股只是修正国企资本结构的过渡之举，国有股减持是优化企业股权结构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资本结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一直是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国企扭曲的资本结构，不仅正在吞噬企业的信誉和市场竞争力，损害着企业的价值，危害市场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石，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推行的一大障碍。本文立足于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趋势，在对我国现有资本结构治理方法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结构治理思路和策略。
一、现状透析：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失衡的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受经济运行机制和自身组织形式的制约，资本结构畸形发展，成为国企改制和脱困的瓶颈，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治理结构。透过我国国企资本结构的现状，我们认为国企失衡的资本结构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
国有企业负债比率偏高
在进行负债比率分析时，既要警惕过度追求低负债比率的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将“高负债比率”和“资本结构不合理”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从实施负债经营的企业看，负债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只有过渡负债经营才会产生财务风险。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失衡
企业股权结构的安排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运作机制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企业股权集中或分散程度上，而且还表现在股东的特性上。股权结构可按不同的分析目的进行分类。
国有企业筹资方式单一
对筹资方式的不同选择将影响企业的筹资成本和筹资效率，多元化筹资途径可以减少企业对某种筹资方式的依赖性，增强企业的筹资弹性。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与资源配置机制密不可分，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孕育着灵活多样的资源分配方式，企业作为市场的平等参与者可自由地选择筹资方式，根据企业内部需要筹集不同性质的资本，以达到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目的。
二、理顺思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的起点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融资而形成的“财政主导型”的企业融资结构，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拨改贷”，最终被“银行主导型”的企业融资结构所取代，企业资本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是国家融资体制演变的结果，是企业内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坚持存量调整和增量注入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重构现有资本结构的途径不外有两条：一是外部注入资本模式，如通过权益资本或债务资本的增加来改变负债率过高或过低的现状；二是内部存量资本调整模式，如通过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相互转化来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目的。这两种模式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国国企资本结构治理涉及的范围和金额都非常庞大，外部注入资本是相对有限的，期望采取此模式来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相比最现实的途径莫过于内部存量资本调整模式，因为此模式投资少、见效快，国家通过债权转换为股权能迅速改变企业高负债率问题，企业国有股权的减持和出让有助于企业股权的分散化，缓解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筹资结构体系
筹资权作为企业财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相配套，但我国目前单一的筹资方式难以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筹资主体。为此，只有按市场要求建立严格的筹资运行机制，使融资体制由国家融资真正地转向市场融资，使融资方式由过去单一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才能保证企业资本结构的健康发展。
注重资本结构的制度建设与技术管理相结合的治理原则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政策性的产物，缺乏一个靠资本结构理论来改善资本结构的技术性基础，政策因素是我国当前进行资本结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主导性因素。
三、债转股：修正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过渡性举措
为大中型国有企业解困及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债转股实施的两大动因。从我国国有企业的角度看，债转股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目前的财务困境，并借债转股之机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债转股对国有企业具有正面效应
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债转股政策的实施对国企资本结构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债转股是对“拨改贷”债务后遗症的有效矫正，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比率。其次，比较破产清算或维持现状而言，债转股往往是更合理的选择。因此，实施债转股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
债转股政策的效应具有短期化倾向
尽管理论界对债转股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债转股的赞歌一直在唱主调。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债转股剥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减轻了企业债务，有利于国有企业扭亏增盈，优化了国企资本结构；债转股可以一举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双重困难，是一步“一石二鸟”的好棋。本文认为，将债转股看成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实践中也是不可取的。债转股的实施存在制度上的负面影响
债转股存在潜在的政策风险
对于债转股政策的风险和成本代价，理论界普遍存有疑虑，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从企业角度看，债转股容易诱发企业的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也正在极大地损害我国的信用市场。
四、国有股减持：股权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企业股权结构的规范是建立在“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基础之上的，而我国企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现状显然是有违以上原则的，非流通股的市场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应对WTO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企业股权结构安排与经营绩效存在相关关系
关于企业内部股权与外部股权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詹森和麦克林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合理搭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内部股权和外部股权的比例安排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稳步推进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
内部股权与外部股权的比例失衡是我国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企业业绩普遍较差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对企业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积极推进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不仅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内在要求，也体现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同时，将员工持股计划与国有股减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一部分国有股出售或奖励给企业的员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不合理股权结构，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五、分类治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的必由之路
整体而言，目前国企失衡的资本结构已极大地制约了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采取何种策略理顺企业的资本结构，这个问题不仅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也是有待理论界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应当采取分类构想的方法，分类构想的基本思路是：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别使用不同的资本结构治理手段。第一类为关系国计民生关键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应采用增量资本注入的治理方式；第二类为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发展前途，国家可采用存量资本调整的治理方式；第三类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中小国有企业，国家可采用破产清算、出售等方式直接退出。
对于第一类企业而言，进行资本结构治理是为了加强国有经济的地位，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笔者认为要达此目标，仅仅在企业原有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实施债务重组或减持国有股是不够的，而直接由国家财政直接注入增量资本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增量资本带来企业净现金流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地改变企业不合理的资产结构，扭转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而这些正是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所无法实现的。
第二类企业处于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的行业，采用直接注入资本的方式将会使国有股比重越来越大，国有经济就会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因此选择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是必然的选择。目前，在国有企业进行的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都属于存量资本结构治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在治理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债转股在短期内无疑将增大企业国有股的比重，加重国有股的“一股独大”；而国有股减持的目标就是要降低国有股的比重，彻底根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因此，对某特定的企业而言，不应同时使用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两种不同性质的治理方式，否则的话，必将带来资本结构治理逻辑的混乱，延缓了国有经济退出的进程。
第三类企业多属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中小企业，很大部分都陷入极度的财务困境之中，资金周转不灵，有的企业甚至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而且小型企业在行业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再加上低下的信用等级和单一的筹资渠道等局限性，要扭转目前的财务困境绝非易事。对于该类企业，由财政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存量资本结构治理也失去了运作的基础，因为在企业资不抵债时，债转股的价格无法确定暂且不论，即便是进行了债转股，唯一的结果只能是虚增了企业的股本，对企业的经营无任何益处，反而还会扰乱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在此情况下，国有股减持也失去了可能性，国有股减持的价格基础已名存实亡，任何投资者恐怕都不愿意出资购买每股净资产为负数企业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