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伦理学教案：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公共伦理学电子教案”。
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伦理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伦一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如何为人处世的道德，具体说，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道德心理、道德观念、道德准则、人生理想、道德思考和道德学说或伦理学说的总和。中国传统伦理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考古资料看，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27所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德、礼、孝等道德概念。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提出了“孝”、“字”（爱）、“友”、“恭”、“信”、“惠”等道德规范以及“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的雏形。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人们的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学
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伦理思想领域学派林立，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大派别。春秋时代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的创始人。在孔子之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具有“全德”之称，包含诸德，传统的孝悌、忠信、智勇等都被纳入“仁”的范畴。“仁”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即用善待他人之心去爱护人、帮助人、同情人。
第二，忠恕。“忠”就是帮助别人，即“与人忠”；“恕”是推己及人。孔子的忠恕之道包括两个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是孔子“爱人”的具体化，也是他讲“为仁”的方法。
第三，“克己复礼”。爱人有能违反“礼”的规定，而要按贵贱等级差别去爱人，有能有分等级一视同仁。可见孔子讲的“爱人”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是有阶级性的。在孔子“仁爱”思想基础上，孟子具体提出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个道德规范。他认为，这些德目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人人都应做到，也能够做到。
在利与义的关系上，孔子、孟子倾向于重义轻利，强调封建道德，忽视物质利益，但也认为应该“见利思义”、“见处得义”。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提出“德政”、“善政”。儒家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肩负大任，必须经历艰苦磨练，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断内省、修己、自诉。
道家的伦理思想以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代）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为代表。道家对道德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道德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废除道德，社会生活才会恢复正常。他们主张把无知无欲作为生活的目标，崇尚自然、柔弱、知足，从负面提出了人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问题，并倡导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道德修养方法，将清净无为的圣人和超然无己的真人作为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
墨家的伦理思想以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为代表。与儒家不同，墨家主张义利并重，强调义利合一。他们认为，国家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就是天下之利，也就是义。主张以对人民物质生活是否有利作为判断道德善恶的标准。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提出义利合一、志工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主张节用、节葬、尚闲和非攻代表小生产者和手工艺人的利益。
法家是新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法家又可分为以商鞅为代 1
表的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的秦国法家和以慎道、管子为代表的礼法工举、德力合行的齐国法家。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为韩非，他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尖锐地抨击孔墨两家的道德学说，全面地阐述了人性的险恶、自私和利己主义道德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队了以上所述四大家以外，还有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学派的伦理思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推进和繁荣我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作出了贡献。
（二）秦汉隋唐时期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胚胎和形成时期，那么秦汉隋唐时期则是封建伦理宗教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道德带上了宗教的色彩。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是儒家伦理学说重要人物，在汉代，孔子成为道德的化身，之后又有佛教的传人，佛教和儒家的伦理学说逐渐融合，统治集团用佛教的教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神学补充。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宣传成为忠孝节义说教的主要工具。
为了达到长汉久安，统治者急需一种长远的“治安策”，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董仲舒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改造了墨家天志天命的思想，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和“性——品”说为其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思想体系。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落到了门阀士族手里，反映了门阀士族的利益和愿望，调和儒道冲突的魏晋玄学和从西域、印度传来佛教得到了发展。魏晋玄学否认儒家的“仁爱”观点。认为用仁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他们主张纵情怡乐，享受人生的伦理目标，从而走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纵欲主义。佛教思想从分析人生出发，对人的欲望、情感和心理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它宣称人生皆苦，灵魂轮回因果报应的观点以及出世而进入“涅槃”作为人生理想归宿，以禁欲主义作为达到理想目的的唯一有效方法。由于佛学在隋唐的盛行，给统治者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所以出现了以韩愈为代表的排斥佛学、重振儒学的思想，开启宋明理学的先河。
（三）宋元明时期的伦理学 从宋代到明中叶，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和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宋明理学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继承孔孟传统，广泛吸收玄学、佛学伦理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一个宠大的伦理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发端于邵康节、周敦颐、张横渠，形成于二程（程颐、程颢），完成于朱熹。在理学内部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程朱理学以儒家正统自居，提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变化气质的修养论，严德功之分，理欲之辩。陆王心学不同意程朱将“理”视为宇宙和道德的本体，他们认为只有“心”才是宇宙的本源，陆九渊指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不但是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道德修养就是一个发明本心、洗心涤妄的过程。王阳明认为，人心中的良知不仅有着化生万物的妙用，而且也是道德观念的来源、道德规范的基础和道德判断的标准。
（四）明末清中的伦理学思想
明末清中是中国封建伦理学走向衰落的时期。整个历史时期充斥着对宋明理学的怀疑、挑战和批判。李贽首先向宋明理学发难，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黄宗羲更是提出“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的人生态度，强调理性和个性解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严格区分了“保国”和“保天下”这两个道德范畴，并提倡拔乱反正，移风易俗，变革风俗和传统。王夫之指出：“天理寓于人性欲之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理欲合一说，并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提倡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戴震进一步批判了宋明理学，深刻揭示了其“以理杀人”的本质，主张一种“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的道德观。
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生活的积极意义
第一、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重道义轻利益的倾向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在当代，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第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建立“厚德载物”的和谐人际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第三，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 3
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含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翔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第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历来都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第五节
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
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一、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
这种差异主要产生于西方中世纪之后，早期古希腊伦理学也和政治关系密切，如亚里士多德就认定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柏拉图则主张哲学王，这里的哲学也就包括伦理在内。而认定哲学家为帝王之师或民众之师则是中西共同的倾向。在这方面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希望寻求一个权力与德性相结合的统治者。
但西方中世纪以后，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就变得密切了，并超出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由于当时西方政治采取了政教合一的形式，教会取得了一统天下，因此，不独是伦理学，包括文学艺术都被神学化。而且，当时伦理所结合的也不完全是宗教，也包括政治，伦理以宗教为中介去影响社会政治。自文艺复兴以后，伦理与宗教的联系受到冲击，但这种结合并未从根本上解体。以致像伏尔泰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离开了宗教西方人的道德就会完全崩溃，社会就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无序社会。
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没有哪一种宗教取得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对世俗世界的统治地位，因而，与世俗的政治统治相比，宗教的影响要小得多。反过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意识到伦理意识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力图把伦理规则与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把伦理学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伦理学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二、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封建制是以家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族成为人们从事一切活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单元。西方社会自梭伦改革起就力图打破家族血缘关系，强调地域关系，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人权的追求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进一步突出了个人的主体地位。
中国人把政治关系看成是家族关系的推演或延伸，因而强调“四海一家”；“君臣如父子”、“朋友如兄弟”。而西方人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在讲到家庭关系时，是反过来以政治关系来进行类比，用政治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他认为：夫妇关系类似于共和制；父子关系类似于君主制；主奴关系类似于专制制。这说明，至少在古代西方的学者眼中，政治关系优先于家庭关系。
三、义务平等与权利平等
中国人强调义务平等，西方人强调权利平等。中国强调：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但是，中国伦理思想中，各种社会成员享有何种权利是很少强调的，特别是弱者或者说处于被支配者的权利是被忽视的。
西方自柏拉图起就不以对父母的孝、对君主之忠、对夫妇朋友之和与信为主要的德目，面是以智德为本。西方对权利的强调应当说也是起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近代自然法学派兴起之后，这时开始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思想。
尚义务者以他人为本，尚权利者以自我为本，因此西方“自我保存”、“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盛行，而中国人则奉行以家国为重的原则。
四、重私德与重公德
中国伦理注重私德，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强调伦理责任自近及远，起于近亲。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因而，中国把私德上升为法律，《礼记》中就有“不孝不悌之刑”。此外，在任命官员时，中国也非常看重私德，从汉代起就有乡举里选之制。魏晋时设九品中正，犹重乡评：“宋明以来，士大夫朋党相攻，往往以私德为口实”。（黄建中：《比较伦理学》，第90页）而且，中国人对私理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道德应当管的范围，以私德 5
为名而干预私人生活。
西方伦理即使在美德伦理学方面，也经历了从个人美德向社会美德转化的过程。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至亚里士多德完成了这一过程。虽然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他们认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体现在公德之中，体现于社会性的尊崇之中。从古希腊始，统治者就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荣誉的获得要通过公德而来。西方近代所提出的那些德目，如平等、正义、公平、自由、博爱等都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在中世纪，西方还有一种武士风范，主张扶弱惩强，乐善好施。当然，这种差异的产生也还与中国家族血缘制社会有关。
五、尚敬与尚爱
就是在私德方面，中西之间也有所不同。在家庭中，中国人强调对父母的尊敬，讲究各种规矩和忌讳，讲究尊卑有序。比如，子女是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的。而西方家庭则强调爱，讲父母之间的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爱不离口。中土情感含蓄，西土亲情显露于形。
这也许与中国人家庭很大，因此要以礼仪来维系相互之间的秩序有关，而西方家庭小，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简单，因此彼此之间无威仪，情易通而嫌难起，无所谓父子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男女授受不亲等的约束。
六、重德性与重规范
我国伦理思想处于伦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在许多方面和西方伦理学的早期很相像，所以，这种伦理还处在重德性的阶段，以德性伦理学为其特征。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自中世纪之后，主要表现为规范伦理学，对德性的培养不太重视，这是西方伦理发展中的一个缺陷，但是总是停滞不前地处于德性伦理方面，这也不是中国伦理的长处，那种以为未来世纪的伦理是中国伦理的想法完全是对伦理发展的一种误解。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也还是有其共同性的，也就是说，伦理思想中有相对性的一面，它受时代、地域、民族的影响和规定，但是它也有其共同的一面，这是其绝对的一面，是为全人类所共通的一面。
总的来说，首先，无论是中国的伦理思想，还是西方的伦理思想，其发展都是遵循由德性论走向规范论这样一个方向。可以说西方伦理思想在向规范伦理学转向方面做得比中国好，这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性的理性思维有关，中国伦理思想长期以来停留在德性论的层面上，只是到了宋明以后才向规范伦理学转化，这种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者之间不同的重要因素。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方早期的伦理思想和中国早期的伦理思想之间的共同性是比较多的，比如对德性的追求，伦理与政治的关联等等；上述的许多差异是从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出现以后产生的，这说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体形式会较大地影响伦理思想的走向。而现代伦理学的普世化倾向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消除不同民族伦理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走出一条趋同的道路来。
其次，我们上述的比较，特别是对差异性的揭示，只是就大体上说的，不能把它们绝对化。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比如当我们说西方伦理思想重个体，轻整体时，也只是就西方思想的一般状况而言，因为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主张整体主义的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还是不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