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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
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
第一章 我的思想历程
【孕育于悲哀中的幸福】
已故的司马辽太郎先生生前访问我时，我曾经提到「台湾人的悲哀」。我想让司马辽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为台湾人，却有一种对台湾无能为力的悲哀。回顾台湾历史，台湾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园，而我个人也曾经历过身为台湾人，却不能为自己同胞做些什么的痛苦。
但是，今天，不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或台湾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可以感觉到台湾的幸福，甚至是生为台湾人的幸福。台湾不仅气候良好，地形富于变化，土地肥沃，而且因为与大陆一水相隔，既可避免卷入大陆经常发生的动乱之中，也得以吸收、培养出多元的文化与社会制度。
在中国典籍中，台湾最早出现于西元三世纪左右。远在明、清时代，大陆沿海人民渡海移居台湾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而十七世纪（一六○三年），荷兰人曾一度占领台湾，并以葡萄牙人所称的「伊拉。福尔摩沙」（Ilha Formosa）来命名，意思是「美丽之岛」。
明末清初以来，大陆移民陆续前来台湾。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湾则为日本统治。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但随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播迁台湾，台湾也和大陆出现了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此时，光复后和中央政府一起迁台的「外省人」，与光复前便定居台湾的「本省人」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摩擦。
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确为台湾人带来悲哀，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孕育出台湾独特的丰富多样性，与处逆境而百折不挠的柔软性。我也由于生长在具有此一历史背景的台湾，得以累积许多经验，从而培养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我常想，若不是生长在此地，也许不能造就今日之我。这些经验和对事物的看法，奠定了我的理念基础，也让我的行事施政有所本。
大陆早期移民后裔的我，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由国民小学（公学校）、旧制的中学、高等学校，然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战后转入台湾大学，后来又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就读。
这一段曲折的历程，若从历史观点来看，或许可算是个悲哀；但若以个人自身来看，毋宁是幸福。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接受不同的教育，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经验。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谢时代让我能有此体验，开启我幸福的人生。同时，我也认为，这份幸福也应该属于台湾。
【父亲为我所买的「百科辞典」】
就我的人生来说，最大的幸福是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让我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父亲李金龙先生，毕业于警察学校（警察官练习所），曾担任十多年的刑警。当时在台湾，仅有少数人能就读警察学校，和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一样，都属于社会的「菁英阶层」。母亲江锦女士，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还算好。
父亲自警职退休后，回到故乡三芝，先后担任水利组长以及农会理事等职，战后还当选过县议员。
父亲担任警职期间，调动频繁，我们也跟着不断搬家，不断转学。小学六年期间，我即念了四个学校。转校的频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为父亲再次调动，而中断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龄的我，也因而变得有些内向，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所喜欢的是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探索。闲暇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或望着窗外的雨景，独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画、水彩画、版画，都还是我最大的兴趣。
阅读更大幅扩展了我的视野。少年的我，喜欢涉猎超龄的知识。当时最为自豪的「藏书」，是一本日本「小学馆」所出版的《儿童百科辞典》。关于这本「百科辞典」，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要到台北参观旅行。在出发前一天，我鼓足勇气，同父亲说出长久以来一直不敢开口的愿望：
「多桑，我想在台北买『百科辞典』和数学书，一共需要四块钱。」（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以「多桑」来称呼父亲）。
当时的四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概是父亲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亲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发愁地说：
「你那么想买，为什么不早说？现在马上要凑四块钱并不容易呀！」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末明，我与其他同学一起到妈祖庙的大树下，坐上等在那儿的巴士。
记得那天飘着雨，我坐在前面第二排的位子。在大家都坐定，等待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户上叩叩地敲着。抬头一看，车窗外有位撑着伞的人，仔细瞧瞧，竟是父亲！父亲起了个大早，为我去向朋友们调借了四块钱。
后来，我常常向自己的孩子们提起这段往事，坐在一旁听着的「多桑」，总是微笑地说：「那件事我已经记不得了！」
【彻底的自我觉醒】
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不但是父亲，其他家人对我的愿望，也无不设法加以满足。这并不仅仅是家境尚可的缘故。
母亲向来对我极为嗬护，甚至近乎溺爱。由于家里从事猪肉买费，每次我的碗里，总是盛满最好的部分。有一次背着母亲去游泳，母亲忧极转怒，大发雷霆，罚我跪下认错。
但我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是，虽然受到宠爱，内心却萌生抗拒之意。尽管对母亲的爱充满感激，却也不断自我警惕，担心会因为疼爱而被宠坏。
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识，而求知若渴的广泛阅读，更加深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使我愈来愈固执自我，也经常因为倔强而令母亲伤心。对母亲来说，儿子自我意识太强，情感太过激动，虽然令人惊讶，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徵得母亲同意，离家外宿。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里，对自己或对母亲都不好。我转学到淡水的公学校，寄宿在老师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学。
这个「独立」的经验，让我有机会深刻体会人际之间的关系，明白人生必须生活在许多关系之中。寄宿他人家中，必须先厘清自己的定位，例如：吃饭时，就如同日本谚语所说：「食客在要求盛第三碗饭的时候，宜有所节制」等等。
【日本思想的影响】
在彻底的自我觉醒之后，内心按着产生「人是什么？」或者是「人生应当如何？」的疑问。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你的情感太过丰富，何不稍微理智一些！」因此，对于内心所涌现的疑问，我认为自己应以更加理智的态度来面对。
一九三八年，我进入旧制的淡水中学就读。当时的中学教育，已经有相当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在那种氛围之中，我经常阅读的是铃木大拙的着作。铃木以禅思想为中心，并以世界性的视野来谈佛教哲学。而其中影响我最大的，应该是「自我克制」的观念。
清晨担任劳动服务，来锻链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进入无我的境界；这些都是彻底的唯心论。《临济录》有一段话说：「心生则诸法生，心灭则诸法灭」，为人处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烦恼也自然能消除。
我每天一大早便积极参加打扫工作，自动努力去做打扫厕所这类别人不愿做的事。凡能训练克己功夫的，都愿意尝试。
当时，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
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着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岩波书店出版的《漱石全集》，我看过好几遍，也对那位从乡下到东京，在苦恼中逐渐成长的「三四郎」相当喜爱。
当时高等学校学生都爱读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其中描写每个人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过生活，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仓田百三所撰写的戏曲《出家人及其弟子》当然也熟读过，特别是这本书的最后，亲鸾说道：「这样子也不错，大家都得救了……友善、和谐的世界」，令人感动。这种境界也正是我的理想。
我也爱读《古事记》等日本古典名着，本居宣长的《玉胜间》，还有《源氏物语》、《枕草子》，甚至《平家物语》，都是我熟读的作品。
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岁之前，台湾一直都在日本统治之下。我接受正统的日本式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
在念旧制台北高等学校时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断拓展阅读的领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学之外，像西田几多郎的《善之研究》、和□（迂于换十）哲郎的《风土》以及岩波新书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诞生》等，都深获我心，即使已经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阅时的感动仍历久弥新。当时，我光是「岩波文库」的书，就有七百册之多。
此外，我也爱读汤玛斯。卡莱尔的《衣裳哲学》，以及德国「狂飚时代」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而在俄罗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会中，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粮。
由于拥有庞大的藏书，在战后台湾书籍匮乏的时期，我还曾与友人商量，拿出个人藏书来开个旧书店，效法岩波书店的成立宗旨，用书籍来启发台湾的同胞。
【对中国文化的省思】
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中国人一向以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自傲。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体制之下，传统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会产生了许多积习难改的弊病。
一九二八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名教〉，就对中国社会迷信标语、口号的现象痛加批判。他指出，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却迷信自己独有、且具有悠久传统的「名教」，即「崇拜所写文字的宗教」。因此，做事不重实际，只以口号、标语来求心理的满足，结果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价值的颠倒错乱。他因而奉劝当时的主政者：「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鲁迅的《阿Q正传》等着作，以嘲讽的手法，深刻描绘中国人爱面子的文化，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认为，中国人遇事不思解决，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态，是使中国社会陷于停滞，无法进步的主要原因。
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藉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
这些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弊病的论着，在知识青年群中，引起很大的回响。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并深加思索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封建制度下所导致的发展停滞。就像作家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使人的思想言行产生扭曲。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当时那些思想家的看法，相当佩服。可惜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因此，尽管他们对社会与制度有很深刻的批判，却无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而一般年轻人虽然也怀抱革命的理想，却仍无法掌握确实的方向与作法。
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重新出发，在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要达到理想的境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为中国文化的再造，带来了新的希望。
近年来，我积极倡导「心灵改革」，就是希望从人心的改造做起，让我们的社会走出旧有的框架，用新的思维，面对新的时代，并激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一个比政治改革更加深入、也更为艰钜的改造工程，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在社会自由开放的既有基础上，完成建立「文化新中原」的目标。
【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决】
一九四三年，我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学科就读。之所以选择农业经济学，是有些背景因素的。
其一是，孩提时期，看到佃农们为了能继续承租农田，年中及年底都会到家里来送礼。他们一意讨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况，每每令我感到疑惑与不平。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而同样是耕作，承租者不同，耕地平均产量竟有甚大差异，也让我深觉好奇。此外，高等学校的历史老师盐见薰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谈中国的历史，也使我深受影响。当时我就认为，农业问题将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问题。我之所以会将农业和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实与幼时的体验有关。
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着作，对马克思的主要着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覆读过好几遍。马克思经济学令我感到兴趣的，不单只是解放哲学，还有彻底解析资本的问题。现今经济学多倾向于探讨流量问题，由流量来说明在市场结构中的生产与分配关系，但若由国家经济的独立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并非流量，而是存量的问题。
《资本论》即是由存量面来谈经济，并试图说明资本究竟为何物。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虽系在扩大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所进行之行为，但「扩大再生产」可以累积资本；而生产的水准若维持不变，却只不过是「单纯再生产」，无法形成资本的累积以及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虽然掌握「再生产」的概念，但没有提到数量关系。比较「单纯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差异，即可看出问题之所在。因此，由数量面来看，马克思经济学或许根本就不能成立。
马克思承续黑格尔的部份思维，认为亚洲处于停滞状态，无法进步。所谓「亚洲生产方式」问题，在列宁、考茨基（Karl Kautsky）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中，是难以突破的课题。
其后，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书中，也以亚洲的水田农业与专制政治，来重新诠释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认定亚洲历史早已陷于停滞，不值一顾。
【亚洲的生产方式与「农民革命」】
挑战此一难题的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与以工人为革命主体的欧洲不同，应可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若能如毛泽东所言，在中国真正实现「农民革命」，那么中国历史就将出现伟大的突破。然而，依中共的作法，中国终究无法发动真正的「农民革命」。
其中最大的原因，我认为是中国人所固有的「家父长制」观念。毛泽东身上也有浓厚的「家父长制」观念。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提出「联合政府论」，希望藉着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来拉拢人民。后来中共达成目的，也击垮了国民党。
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个人的权力，甚且晚年还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巩固自己的独裁体制。由于权力一直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人手上，中国历史也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创新的时代。
目前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关系虽有进展，但中共的心态和作法，与过去并无不同。中共只是与美国进行所谓「大国外交」，企图削弱并取代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地位而已。
现今的中国大陆，除了人口众多之外，绝对不是足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但未来，一旦中国大陆自认有能力分享美国所拥有的利益时，必然就会背弃美国的政策，转而积极将美国势力驱出亚洲。
言归正传，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十分热衷，几乎想以《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台湾农业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但考虑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学位，所以只好将题目改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的研究》，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的问题和农业相结合，来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幸而指导教授并未洞悉我的意图，因此毕业论文得以顺利过关。
【从马克思主义到基督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因学生动员，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官。战事结束，到底应该重返京都帝国大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或者是回到台湾？令我苦恼不已。直到隔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才下定决心返回台湾，进入原台北帝国大学所改制的台湾大学就读。
返台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发生了「
二、二八事件」。多年以来，我虽然很少提起这段往事，但「
二、二八事件」却对我的思维及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般都认为，「
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的镇压行动，但问题并不如此单纯。这是许多本省籍知识份子，被扣上共产党员的帽子，而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总督府废止后，战后的台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随即被卷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激烈争斗中。国民党在大陆的形势愈险恶，愈必须倚赖台湾。为求完全掌控台湾，也就开始对台湾采取威权统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淡水河沿岸的商店街，发生些微纠纷，并迅速扩展为台湾人的抗争运动。之后，国民党的陈仪长官立即向蒋介石主席请求军援，事件终至悲剧收场。
三月八日，大约一万二千名的增援部队，由基隆登陆，开始大肆搜捕、杀害台籍人士和运动领导人。而逮捕与屠杀的对象更逐渐扩大，特别是被认为可能与国民党作对的知识份子，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列入镇压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据估计，台湾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或许超过三万人。事件过了很久之后，我加入国民党，基于责任心的驱使，因而积极推动对于「
二、二八事件」牺牲者的道歉与补偿工作。
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于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一九九四年，当我谈到这段往事时，在野党的领导阶层还批判我说：「没那回事！」但是，他们有些人在「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根本尚未出生。那时候的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唯有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够了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至台北，开启蒋介石总统统治台湾的时代。
在「
二、二八事件」幸存的我，总算平安度过白色恐怖时代。但是，历经动荡不安时期之后，与妻子曾文惠结婚，不久后又赴美留学，一连串的人生转折，让我觉得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对空虚生活的厌烦，让我能相信神的存在。但要马上产生信仰，并不容易。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的三年期间，每周四、五个晚上，我都和妻子在台北的各个教会中，聆听牧师讲道，并深思神是否真正存在。
信仰本身其实是相当困难的问题。从生物观点加以考量，玛利亚未婚却怀胎生子，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基督徒却深信这个奇蹟。
其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也不是常识所能解释的。但是，宗教却强调相信奇蹟的重要性。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要进入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先摆脱平常赖以自律的框架。而对凡事追根究柢的知识份子来说，产生信仰更是难上加难，必须花时间加以克服。
因此，我十分认真而且仔细阅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篇幅浩瀚的《旧约》，乃至出现奇蹟的《新约》，都逐一详读。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耶稣复活时，多马垃不相信。「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而后，「耶稣来站在弟子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当多马触摸时，发觉自己的错误。「多马回答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为看得到所以相信，这不是信仰。虽然我们看不见心，但心确实存在。同样的，神的存在虽然看不见，却应当深信。我从基督教信仰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理解了「爱」的问题。这个「爱」不是别的，就是用肯定的态度看自己的人生。
「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许多思想家都如是说。譬如，我在高等学校时期，经常阅读的仓田百三作品，描写亲鸾在临死时吐露「这样很好」。我在高等学校时期也读过尼采所着的德文版《上帝死了》，即使是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在晚年也认为「可以被全盘肯定的人生」是最终的理想世界。
歌德的《浮士德》所追求的，也是相同的目标。浮士德与魔鬼缅非斯特菲列斯（Mephistopheles）订立契约，让人生重来一次，代价是浮士德在呼出「这样很好」时，就要将灵魂交给魔鬼。
一生罪孽深重，希望重新再来一次的浮士德，最后走向自我创造的和谐国度，而且十分感谢地说出「停下来！你是何等美丽」的感言。缅非斯特菲列斯虽然如愿取得浮士德的灵魂，但刹那之间，浮士德所有的罪孽都完全涤净，灵魂也在天使的护佑下升上天堂。
在这篇作品中，歌德表达出，唯有神的大爱，才能解救罪孽深重而愿意诚挚地活下去的人。而在现实上，歌德曾出任威玛公国的首相，致力政务，并救助很多的人民，因此，《浮士德》应该是歌德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在威玛公国的实际体验吧！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较为通俗的解释来说是。虽然我们都是只考虑自我的利己主义者，但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必须以爱相互扶持。如果我们彼此的爱，也能如同神的大爱一般，社会就能充满关怀与活力。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学以及从政的基本理念。
在此，要特别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问的差异。基督教中「死亡」与「复活」的对应观念，儒教中并不多见。我相信这是中国社会许多间题的根本原因。
记载孔子慧语的《论语》，收录了许多肯定人生光明面的嘉言。但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仅具有对「生」的积极肯定，而缺乏相对应、对「死」之意义的探索，因而呈现了思想上的一大欠缺。
有意义的「生」值得肯定，但「生」与「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人生要有意义，必须经常思考到死亡。而所谓的「死亡」，并非仅指肉体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观念上的自我否定。
歌德不仅在《浮士德》，更在《西东诗篇》中，简洁且直接地描述「因死亡得永生」。正因为自我的「死」，才有真正受到肯定的「生」。
【学习《易经》的目的】
信仰基督教，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领悟，对我的思想言行，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捩点。然而，无意之间走上从政之路，乃至担任总统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总希望能更深入辨明表象和本质，掌握变化的趋势。因此，兴起了学习《易经》的念头。
在偶然的机会中，我读到刘君祖先生所写的《易经与现代生活》一书，深感兴趣。所以自一九九四年八月起，大约一年的时间，每周一次，请刘先生来讲授《易经》。
我学习《易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卜卦算命，也不是为了作所谓的生涯规划。而是因为身为国家元首，每天面对急遽变化的国内外情势，与错综复杂的政策选项，如何探求事象背后的真理，厘定事项的先后顺序，作出对国家人民最有利的政策，实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盼能经由对易理的再思考，掌握事象不变的本质，为施政行事奠定基础。
「易」其实就是时间方程式，随时变化，不可执着。其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若以佛家的「三法印」来比较：「诸行无常」述变易，「诸法无我」即简易，「涅盘寂静」即不易。简单来说，就是时间不断变化，万物事象也随之变动不居。但是，在这些变化无常的过程中，却仍有不变的真理和趋势可循。而要掌握这些不变的本质，来预测未来的变化，就必须有一颗诚实的心。
易象的符号简明而富含变化。爻分阴阳，天地人、始壮究的时位观念产生八卦，终而复始，又重成六十四卦。以此象徵宇宙万事万物的互动与变化。爻随卦转，当位、得中是爻的本身条件，承乘应与则为爻与爻问的互动关系。卦和卦间有错综其数的整体互动，亦有爻变、卦变等局部变动。序卦揭示因果递嬗的时运演变。中爻的卦中卦，更深刻彰显了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潜蕴情境。
学习易理，让我对人和人之间、人和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新的体悟。同时也对人的自我意识、人和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上的活动，以及国家领导的各种问题，都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近来一直强调的「和谐感通」，与「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亦与此有关。
对易理的钻研愈深，就愈能体会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思想。许多人以为，民主与自由是外来的观念，其实，只要我们重新省视中国思想发展史，就会发现，儒家早已重视自由意志与民主理念。只因后来中国长期为封建体制束缚，才使固有的人本思想，受到扭曲。
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再探索，让我推动民主改革的信念益加坚定。这些年来，我能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持续推动宪政改革，落实民主理念，就是因为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让台湾的所有同胞，都能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我，追求幸福，是我身为国家元首的最大心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谈到我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提到孙中山先生常引述的「天下为公」思想。这四个字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可以说是我政治信念的核心思想。
一九四七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以及「宪法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皆是出于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
民有、民治、民享才是民主国家，缺一就不是民主。
孙中山先生大力提倡三民主义，宣扬国民革命，他的主张是这样的：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创建中国人的中国。而这个新中国不再是集权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要先解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问题。然而，即使是已经完成民主革命的欧洲，人民生活的福祉也未同步提昇。困此，要求进行社会革命的声浪不断。今天的中国不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但在历经民主革命洗礼后，必然会衍生出社会问题，惟难以一举彻底解决。〕
因此，孙中山先生强调，除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外，民生主义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
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在书中特别着重的，是中国特有之问题的严重性。而我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时，则是对于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特别感兴趣。
直到现在，我仍然深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卓越的思想。他不仅在三民主义中倡言民权主义，而且也积极宣扬「天下为公」。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最欠缺的观念。中国人偏重利己主义，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无法兼顾社会的和谐。
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就是鲜明的例证。他们无视民权主义，不谈「天下为公」，只是一味强调，与霸权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民族主义摆在第一位，的确是个令人伤神的问题。
对民族主义的重视，源自于对霸权主义的过度解释，是极端危险的想法。孙中山先生当年领导国民革命时，正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因而才会认为，民族主义是达成民权主义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重新省视民族主义时，就必须先考量其时代背景。
【孙中山先生重视土地问题】
我尊崇孙中山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土地间题的正确掌握。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也有可观之处。过去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认为，土地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由人所有，能产生「绝对地租」的自然要素。
但是，现代经济学已经很普遍地将土地视为一般商品。同时也能在本国以外的地方，轻易取得大笔土地。土地已经很普遍地被商品化了。
即使是农地间题，也与地段、位置息息相关。土地位于何处，当地气候如何，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等等，都是必须一并考量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先生相当重视「地权分配」，反对地权集中，主张耕者有其田。因为，土地若集中在不事耕作的人手上，将无法提昇其生产力。孙中山先生早已洞悉此一事实。
我大学毕业时，台湾地出现了土地改革问题。当时我还曾经赴各地演讲，倡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父亲拥有的土地虽然不算多，但仍是地主，因此他反对我的主张。而我的岳父因为是大地主，对我这种想法，更是难以谅解。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继承祖先土地，却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过着富裕的生活，是不对的。」父亲和亲戚丧失大笔土地的结果，反过来影响了我的实质收入。尽管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认为当时的土地改革是对的。
身为农业经济学者，我对土地问题十分关心，也持续进行研究。我之所以选择到爱荷华州立大学继续深造，为的就是亲炙后来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舒兹（Theodore W.Schultz）教授。
舒兹教授因研究经济与人口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农业问题不能只就农业范围内谋求解决的理论，我非常赞同。我认为，将「农业」与「非农业」分开，而来思考国家的农业问题，是行不通的。
【促进台湾的农村建设】
我曾经专程前往日本，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调查战后日本的「农业基本法」。对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如何兼顾农业的保障和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大问题。日本战后的发展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镜之处。
日本在池田勇人首相主政期间，经济高度成长，农业面临重大危机。急遽发展的工业，徵收了大笔农地，使农地面积缩减，也导致地价暴涨。台湾在蒋经国院长时代，也曾经遭遇过相同的处境。而台湾较日本的转变又更为快速。
当时，担任政务委员的我，负责的任务就是拟定周全的计画，以保障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同时确保工业化的顺利发展。我在理念上，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以确保地权分配为原则，而在作法上，则采取舒兹所提出的，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不可分开处理的立场。
当时规模宏大的台塑公司，曾打算在某县以每甲四万元的价钱，购买四千甲土地。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农民才可以购买农地。因而，台塑企图游说行政院，修订法律，让法人也可以购买农地。
倘若法律修改成功，相信台塑和其他企业在台湾全岛，已经购买十万甲的农地了。十万甲的农地，约可维持十万户农家的生计。一家以五口计，则将有五十万的农民被迫脱离农业。
然而，以当时的财政、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没有余力来救济这些人，或吸收这些劳动力。一旦放宽农地买卖，可想而知的，台湾将增加五十万的失业人口。
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绝不能坐视不顾。但是，当时政府内部，只有我一人反对该项法案的修订。最后，我却说服了蒋经国先生。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由于台湾的工业并不十分发达，虽然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因农地买卖而释放出来的农业人口，无法被工业完全吸收。因此，与其开放农地买卖，不如将资本引进农村，发展农村，提昇国家整体生产力。
一直到很久以后，许多人才真正体认到这项政策的正面效益。最近，我在打高尔夫球时与杆弟聊天，无意中得知，这位杆弟的老家，位在当初台塑打算购买的地区，因为我的反对，而使农地收购计画告吹。
我问他，当地人对此事有何看法，他表示，父执辈的人都十分感谢李总统，因为当年一甲地是四万元，现在已涨到三千万到五千万左右，大家都庆幸当时没有脱手。而年轻一代的人也都相互传述我反对开放农地买卖的事。
何谓「认同台湾」
能获得蒋经国院长重用，或许因为我是台湾农业问题专家。而另一项原因则是，绝对不必担心我会采取革命式的激进行动。
经国先生和我不仅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且有着许多共同点。当年，某位情治机构的人士就曾经向我表示，除了蒋经国之外，没有人会重用我这种人。我确实希望能报答经国先生的知遇之恩。但是，在「认同台湾」的问题方面，我却和他有着不同的想法。
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致早逝吧。经国先生曾经说：「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于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所谓「认同台湾」，我想最重要的，是对于台湾的爱。我经常提到，将来领导台湾的人必须是非常爱台湾，而且是可以为了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
所谓的「台湾认同」，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认为是台湾独立。但是，我认为，即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却不一定要拘泥于「独立」，反而是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才是当务之急。
我在推动政治改革时，曾经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将台湾的统治权限定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暗示不及于中国大陆。虽然有人因而批评我，无意保有与大陆的整体关系。但是，我认为，台湾必须先确实立稳脚步才行。如果台湾本身的认同不明确，又何以考虑大陆问题。
因此，最重要的是，台湾必须先取得国际问的认同与地位，至于思考中国整体的问题，则是以后的事。
【中国再统一时的典范】
尽管优先顺序有别，但并不表示我们不关心中国的未来。台湾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台湾本身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也有重大影响。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四千年或是五千年，就文明而言，的确是悠长岁月的结晶。但是，如果我们审视历史，却不免觉得遗憾，因为历史一再重蹈覆辙。欧洲人所批评的「亚洲之停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国民革命，以及共产革命，使停滞的历史出现突破的契机。可惜国民党所发起的国民革命，遇挫中断，其后的共产革命，也陷入相同的恶性循环之中。
共产革命的结果，并未脱离中国的传统，也没有摆脱「亚洲之停滞」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权主义抬头，帝制主义再度兴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促进了产业的成长，但思想方面，却完全无法摆脱旧有框架。因此，经济虽有进展，但政治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看到现今的大陆情况，我认为台湾的发展，或许可以成为未来全中国发展的典范。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我曾向《华尔街日报》投稿，标题是《台湾的成功典范》，提及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典范，就在台湾：
〔最近中共以及部分西方人士指责中华民国正在推动「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运动。但是，我们认为台湾所力行的，是为了让中国摆脱共产党统治，成为自由、和平的国家，我们奉行民主主义，发展经济，希望能成为未来中国再统一时的典范。〕
在经济方面，我们持续进行结构性的改造，将劳力密集型工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工业，而农业产值占国民总生产值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额（GDP）的百分之三
十五、服务业占百分之六
十二、农业只占百分之三。
在政治方面，我们透过修宪，完成总统直接民选，并进行政府改造。同时，也积极落实教育及司法改革，为民主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共产中国之所以和过去的历史一样，陷入「进步、退步」的恶性循环中，有几个理由，第一、政策由领导人个人作决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第二、缺乏前瞻性眼光，无法因应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第三、领导者忽视人民福祉。无视人民存在的政策，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阻碍了中国的持续进步。
而另一方面，台湾则靠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脚印地脱离停滞的传统社会。台湾为什么能做得到？正如我在思想发展历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样的观念一般，台湾也吸收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终能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第2篇：李登辉美国欠中国好多债
李登辉：美国欠中国很多债 台湾出现状况也不敢作什么
【环球网综合报道 记者李柏涛】李登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专访时，否认曾加入共产党。他认为，日本宣布解禁“集体防卫权”会让美国很安心，还称如果台湾再受大陆所谓“军事威胁”，他质疑美国是否还会出手相助。
据报道，李登辉在接受访问时称，年轻时曾因兴趣而研究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后来觉得共产主义骗人便放弃。他没否认在台大就读时曾担任农学院学生会长，后来更组织“新民主学会”，由于成员中有人的哥哥是共产党，后来新民主学会被共产党吸收，他便退出新民主学会，否认曾加入过共产党。
李登辉在专访中称，美国现在没有钱，欠中国很多债务，对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不再表示意见，一旦台湾出现任何问题，“美国也不敢作什么”。
李登辉在专访中仍坚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且获国际法“承认”。他称，日本日前宣布重新解释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会让美国感到很安心，因为对于执行“美日安保条约”很重要。
第3篇：值得纪念的人李登辉先生
值得纪念的人－－李登辉先生
每逢校庆，总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李登辉老校长的怀念。这是因为，李登辉先生不仅是杰出的教育家，而且还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常常以崇敬的口气谈起李登辉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博深的学问。李先生不慕荣利，以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己任，为此他几次辞谢高官，而把全部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繁忙，但仍先后担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修辞学等诸门课程，教学之余，他又编撰了许多教材和专著。李登辉先生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要求学生“至诚，纯洁，无私，博爱”，他还倡导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尽管这些主张和观点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毕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李先生培养的学生中有竺可桢同志那样的杰出的科学家，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正因为如此，当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国交化教育界皆为震惊，特别是散在国内外的复旦校友纷纷致函电吊唁，就不难理解了。已故的陈望道校长与李登辉先生共事二十多年，他在追悼李登辉先生时曾撰文说:李登辉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他“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这样的评价是并不过分的。李先生致力复旦大学的建设凡四十年，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正直诚实的人格、诲人不倦的态度和爱校如家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无论从那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应该被复旦大学的师生员工所遗忘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同安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1883年，赴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入威斯雷阳大学，旋转入耶鲁大学，1899年，得文学士学位。其后李先生回南洋任教，于1905年返国来上海。这年秋天，震旦大学的爱国师生在马相伯先生的带动下，为反对法帝教会对学校的控制，脱离该校，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李先生被聘为总教习，不久严复等人来复且任监督，李先生遂为教务长。1912年，因复旦公学的吴淤校址毁于战火，遂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次年，校董事会成立，董事孙中山先生等推选李先生为校长。1917年，复旦正式改组为大学，设文、理、商三科。但当时复旦开办未久，基础未奠，尤缺基金，又因李鸿章后裔屡兴词讼。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为此李先生在是年冬以复旦大学校长的身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捐。时南洋侨胞景慕李先生盛名，群遣子弟入学，因而李先生很快在南洋募得巨资，次年回国后，就开始在江湾购地，以期另辟校址。到1920年，购得土地七十余亩，次年开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幢，于是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今校址），徐家汇原校址改为中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因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先生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1947年11月19日，李先生因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五岁。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大学的建设所化费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难忘的。在购置江湾土地和建设新校舍时，李先生经常往返徐家汇和江湾之间。当时上海市区与江湾之间尚未开筑公路，李先生为勘察复旦新校址，只得先坐淞沪铁路到江湾镇。然后再坐手推独轮车，行半小时许才能到达现场。当时校址内外丛塚遍野，渺无人烟，不少人认为这里不宜建校，但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远见，经过多年经营，终于使学校初具规模，奠定了今天复旦大学的基础，在主持复旦大学补习部期间，为躲避敌伪的压力，坚持教学，李先生带领师生三迁校址，最后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赁屋开学，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原复旦大学校址为伪上海大学占用，多所损毁。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与补习部合并，两地师生人数骤增，原已有损坏的校舍远不能满足需要，李先生就带领全校师生用数月功夫拓建新校舍。其后，李先生虽已患盲疾并辞去大学校务，但仍随时关心学校。直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旦大学和附中的教学。据顾仲彝教授回忆，1947年九月初的一天，他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抓住顾的手用已不很清楚的话说:“我知道你很忙，不过附中必须你去帮忙，我叫教务处排上课了，你千万不要推辞。” 李登辉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的热情非常强烈，早在南洋任教期间，他就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在吴泌复旦公学期间，有一天，李先生坐火车去吴宋，在车上听见有一妇女呼叫。闻声赶去，见三四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一位中国村妇，李先生气愤地用英语斥水兵无礼。但其中一个水兵蛮不讲理，竟抢了李先生的手杖扔出车窗。李先生愤不可遏，撕下这个水兵的肩章，水兵遗帽仓皇逃遁。事后，李先生在报上撰文揭露此事。据说后来美领事只得道歉，并处罚了水兵。五四运动期间，李先生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任国民外交后援会及华侨联合会会长，对救国运动不遗余力，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复旦学生运动。当时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上海其他学校致电北京政府，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李先生等人对学生说:如此力量是不够的，应该联合上海各大中学校，有一个比较永久的组织，方足以应付未来。复旦学生根据李先生的意见，就派人联络各校，很快地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难能可贵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李先生不仅提倡抵制日货，并且还同情和赞助学生发动对日武力抵抗的要求。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计划收买李先生。李先生面对敌伪威胁引诱，毫不动摇。他以“三不主义”昭示师生: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则宁可停办学校。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解放后，由于党和国家对高教事业的重视，复旦大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李登辉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特别是应该受到复旦师生所尊重的人。“老复旦”都知道，我校的大礼堂，原名登辉堂，它的原址是李登辉先生在1922年建造的复旦宿舍，由于在抗战期间毁坏，1946年复旦拓建新校舍时，为纪念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大学的贡献。遂在此建大礼堂以登辉命名。在“四人帮”横行时，李先生被诬为“洋奴买办”，由此也废除了“登辉堂”之名。我们认为，如今应该推倒强加在李先生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并建议为“登辉堂”恢复名誉，以纪念李登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