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农民外出打工的调查报告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与寿光有关的调查报告”。
关于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农民外出打工的调查报告
［摘要］ 农民工是现今社会关注的热点群体，为了抑止其总体数量的增长和回流部分农民工，国家制定了各项政策，这些政策在本质上都可归结于“新农村建设”，许多学者、媒体随潮流对“空巢村”、“半空巢村”大发议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然而对于这样一些地区，他们却忽视了，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失误。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该市农民依靠蔬菜种植业发家致富，使得该市农民在全国农民工涌动的时候，几乎全部呆在家中安心种植蔬菜，人口外出打工的流动极少。然而近年来，在国家推出“新农村建设”政策以后，该地农民却逆流而上，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在这群“打工族”里有隐藏着什么？
［关键词］ 外出打工者 心态 蔬菜种植业 青年劳动力 新农村建设
［正文］ 山东省寿光市，面积2048平方千米，人口108万，是潍坊市弥河下游的一个沿海冲积平原县级市，该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蔬菜种植业，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该市凭借农业和工业的双翼齐飞，第三产业的推动，登上了2006年全国百强县的第49位，经济实力可见一斑。田柳镇地处寿光中部，曾以拥有千载名胜王高塔而闻名遐尔，面积108平方公里，辖68个行政村，6.6万人。镇域南部淡水资源充足，土壤肥沃，蔬菜种植业发达，经济实力处于全市中等偏上水平。由于该市的蔬菜种植业遍布除羊口镇以外的全部乡镇，且各方面条件基本相若，故对田柳镇农民外出打工情况的调查可代表全市的农民外出打工情况（注：羊口镇属渔业、工业化镇，暂不列入讨论范围）。这次调查在田柳镇政府和各村村委会的帮助下，采用访谈法，走访了北岭、东青、西青、王高、袁桥、后疃、田柳、寨里、赵家、刘家十村，并对30多个外出打工者进行了访谈。在这里，向在调查中提供帮助的领导、村干部、村民表示感谢。
一、复杂的心态 一致的根源
在调查中发现，十村1982—1988年出生的人外出打工的比例竟然高达95％（在校读书的人暂不列入总体），且绝大部分属未婚的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者。而1982年以前出生的人却很少有人在外地打工。拒了解，之所以出现这么明显的年龄界限，一是因为该地的打工潮刚刚兴起，1982年以前出生的人几乎全部已成家，家庭阻绊了他们外出的脚步。二是因为1982—1988年龄段的青年几乎全部未婚。据介绍，1982—1988年龄段在外打工的人大约会有将近70％的人在成家后会继续留在农村务农。
在调查和访谈中，我发现：年青人如此疯狂地打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心理：
（1）我打工只是出去看看，熟悉一下城市社会，成家后我还是会在农村务农。
（2）我外出打工只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增长一些见识，以免以后在与城市人打交道时吃亏。如果以后有机会，有了一技之长，进城安家也容易得多。
（3）家里农活太苦了，出去打工会轻松很多。
（4）在家务农没意思，也没出息。
（5）我也不想外出打工，也不想在家务农，只想享受现在的时光，但家里人逼我外出打工。
（6）我希望通过外出打工作为跳板，过城里人的生活。（7）我在城里有关系，是他们介绍我出去打工的。
以上的种种心态，我们可以做些简单地分析：（1）心态属于典型的好奇主义者，他们外出打工，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憧憬的城市生活的好奇心，他们没有自信在城市立足，故他们的外出打工只是暂时性的。（2）心态属于机会主义者，自己外出打工，学得一技之长，目的在于希望将来能有机会的情况下成为城市人的一部分，若没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在家务农。这类人随遇而安，他们打工也是暂时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一直关注城市，为自己寻找机会。（3）心态则属于逃避主义者。被蔬菜种植业的劳动强度所逼，迫不得已才外出打工。不过这类人在成家之后也会在家务农，假如没有找到足够养家的工作的话。（4）心态则属于等级主义者，他们认为劳动是分等级的，在家务农这是最低一级的劳动，他们认为做一个农民是一件丢脸的事，起码是没出息的，这类人往往会在城市漂泊，除非找到安适的工作安顿下来，这种人比较少，但留在农村之心也最弱。（5）心态属于享乐主义者，这类人不但不想劳动，而且差不多都是村里流里流气的“小流氓”，好吃懒做，父母在家管束不了他们，就让他们到外面打工历练了。（6）心态属于追求加机会主义者，这部分人大都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断追寻着，这类人的进取心是这七类中最强的。（7）心态属于依赖主义者，人际关系将是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关键，人际关系的亲疏、有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所走的道路，这类人是最无自主权的。
以上的种种心态，我们赘述了太多，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共通点：向往城市生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是上述种种心态出现的根本原因。
二、多重的压力 无奈的选择
在我所调查过的所有打工者当中，他们全部都是高中及高中以下文凭，也就是说，他们在学业上的失败，使他们被迫放弃了中国目前最有效的阶层流动途径——升学。精神上的空虚和理想的缺失使得他们失去了向上攀爬之心；严格的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控制及知识的匮乏基本上使他们失去了爬上上层社会的机会。在这精神和现实的双压之下，作为一个打工者获准在城市安家，他们也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一个重大的飞跃，已足以让他们心满意足，这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唯一可以跳出农门的道路，故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劳动力外流。
蔬菜种植业，是该地农村的支柱产业，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伴随着高投资、高风险。蔬菜种植业的劳动密度大，条件艰苦，该地从事该产业的农民大都有腰部、背部和腿部的疼痛，身体的健康程度令人担忧。且蔬菜种植业的工作环境充满化肥、农药，加之高温因素，菜农身体所承受的负荷可想而知。该产业如此重负荷劳动量的诱发点在于其工作时间的难以固定且连续。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该地农民一天的工作时间为10—14个小时，有时甚至高达16个小时，且根本没有假期，当地人的一句常用语“整天像忙死”可印证劳动强度之大。在如此大的劳动负荷下，父母不愿意子女过早地介入此项劳动，加之青年劳动力对此的畏惧，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由于蔬菜种植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又不稳定，使得该产业成了高投资、高风险的产业。全国各地的纷纷效仿，使得蔬菜种植业已经不具备将青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吸引力。不过，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禁锢，这些打工者大部分会在成家之后继续从事蔬菜种植业，这也是他们的无奈。家庭需要稳定，在农村显然比城市更容易实现这个条件。
三、存在的独特 前途的未知
从上述的表述中，很容易看出：该地的外出打工者与全国流行的农民工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形式来说，该地的外出打工者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出打工者，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跨越城市的范围，还没有逃离自己原来的生活圈子。不但保持着相当的人际关系，有些甚至还没有完全地脱离土地。其次，就人员的构成来说，该地的外出打工者主要由18—24岁的青年劳动力构成，这是一支十分年轻的队伍，与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农民工构成相比，他们的年龄偏小；就性别比来说，在外打工的男女比基本上是1∶1，与全国农民的性别比相比，要小很多，结构也合理。再次，就目的来说，全国流行的民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或者说是为了满足自己日常的一切开支；而该地的外出打工者的目的要复杂地多，但肯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的一切开支，这种愿望在他们打工的意念中基本不存在，因为他们都有退路，而且退路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最后，就结果来说，该地外出打工者大部分会回村定居生活，在城市中的打工只是一种体验。很少的一部分会像其他地方的农民工那样长久地定居于打工地点。
该地外出打工者的独特特点，使得人们难以推知，它到底是追随全国农民工潮流的“趋势”还是逆全国农民工潮流基本特点的“异流”？身份的难以确定使得它的前途难以预测,社会也难以对其定性引导。
四、曙光的难现 出路的等待
由于这股潮流发生于朱容基总理上台前后，是发生在中央加大对农民农村扶持之后，因此“新农村建设”很难抑止这股潮流的涌动。他们缺乏的不是生活的基本满足，他们缺少的是他们所认为的身份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是对国家城乡二元体制的挑战。为了显示自己跟城市人处于同一平等位置上，他们进城去寻找这份感觉。作为这种精神上和政策上的需求，社会运行的惯性很难为他们提供他们所要的心理满足感，其改观的曙光依然难现。
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学者批判过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而两者作为这些年来社会运行的一部分，积习的难改和运行的惯性不再是几年时间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它需要更长更久的时间。而该地外出打工者所需要的心理公平感和心理满足感，也只有在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积习渐改和惯性渐停的过程中才能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