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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师道树正师道
——《儒道经典导读》上课心得我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告诉我，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口号时，社会上必定存在着与哪个口号相反的表现。而且，有时这种表现在高层，有时这种表现在基层。口号喊出后的结果，常常因为矫枉过正而又以后一种倾向掩盖了前一种倾向，于是运动不断。
自从尊师重教作为口号提出来了以后,我便觉得矫枉过正的做法使尊师重教就随之出现了偏差。其偏差不仅是普遍的，而且师道出现的偏差更为大些。哀哉！建立了正确师道的中国,不但错传了自己建立的正确师道,而且其后果还十分严重，其严重性还并不为有关方面充分关注。
关于师道,我以我十分浅薄的知识认为,儒家学说中便有成熟成套的经典论述。我认为,用那些师道思想化育我们现在的师道现状,比起用其它儒家思想教化人们去如何安于现状更有意义,更应当发扬光大。因为我们都在承认: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实施好的教育必须要有具备优秀师道的教师队伍。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相信这是孔子在用他的切身体会所建立的师道理论教育他的弟子,而不是孔夫子自谦的表白。对于这个基本点,我们不怎么说了,更少人这么做了。这可能因为,这个可能曾经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的事实,在我们一有点学问后就忘掉了,或者不愿意承认它罢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三人’，其实是众人的简约语,不是仅仅限于三人。我认为，这句话蕴藏的师道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能看到同行中的另外两人（或其他人）有长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有虚心气质。虚心气质不是一两次外相表现所能有的,而是长久修行的内在积累,是德行或素养的外化。第二,要有洞察判断的能力,从同行者那儿可以学到什么长处。第三,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断地从同行者身上吸取可以滋养自己的东西。第四，还要有平等待人的精神吧！第五，是充满了辨证思维的师道观。同行人中相对于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拿别人的优势或优点来学习，用别人的劣势或缺点来对照检查自己并加以改正。
因此,‘三人行，必有我师---’所告诉我们的师道,首先是个师德问题,然后是技巧或技能以及坚持不懈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养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灌注式的教学模式,原因之一就是老师看不到学生思想活跃的或者说能动的一面；看不到在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幼稚园里的幼儿，他们是受教育的主体和中心；或者说他们看到了而做不到。老师们总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姿态藐视着学生,总以一种老师是课堂的中心和主宰的观念驾驭课堂。老师怎么讲学生怎么听,教起来‘省劲’、学起来‘方便’。
现在，有不少人在读‘论语’，知道‘论语’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作品，而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言行的纪录。从读‘论语’中可以看到，不少内容是记录的孔子和他的学生的对话。我们不去具体评价那每一段对话是否正确，只是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十分重视在学生与老师之间通过相互提问来探讨学问的。如此一来，我们的老祖宗不是早就有了可谓‘孔子问答法’的优秀教学模式了吗？还需要请洋人来讲他们沿用‘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成功经验吗？我们不是在继续抛弃些好东西而偏要承袭些老百姓并不乐意接受的不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吗？
现在，我们在评价一个老师时，或老师自认为如何时，也只是把学生是否在鸦鹊无声地听老师的课作为一个最重要衡量标准；而很少有人调查一下有多少学生在思考老师的讲课有什么不妥或疑义，甚至学生中有没有不同于老师的意见或见解。其实，这后者才是推动教学相长最重要的方面。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就使老师和学生不是在共同的‘学’与‘问’、在探求真理，而是在老师‘贩卖’与学生‘接受’的状态当中。如果教科书没有大的变化，不少老师的教案多年依然如故就是证明。
子曰：‘有教无类’。长期以来，我们把‘有教无类’仅仅当作一个教育路线来看待并严加批判。其实，‘有教无类’中有丰富的师德问题，‘有教无类’被批判的结果，极大的影响着老师们的师德。曾几何时，有些老师以学生的阶级出身或家庭背景为依据，来决定自己对待学生的教学态度。而于今，不少老师的两眼只盯着学生及其家长的口袋，而表现出对待不同学生的不同教学态度。老师的这种不同教学态度，不是严重的师德问题是什么？
孔子的学生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可见,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曾子更上一层楼,不仅看到了同行者中有师道,而且看到了在能与不能之间、多与寡之间,还有学与问的空间。而其前提是,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即使有人冲着自己不礼貌,也不去计较。我猜想,还难能可贵的是,曾子把这种优秀的个人品格说成是他的朋友所实践,而把自己放在了观察者的位置。
曾子的这个思想，其实是对孔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师道思想的发展。曾子不仅充分地看到了‘能’与‘不能’之间、‘多’与‘寡’之间的相对性和辨证性，而且充分领悟到了把有与实当作无与虚不是一种骄柔造作、而是一种品德修养与包容情怀。就这一点，在现时不说老师对学生做不到，就是老师与老师之间也是没有做到的。
一千多年后,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他的散文‘师说’中,把先贤的师道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又说‘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举例圣人无常师及子曰‘三人行---’后接着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还感慨地说:‘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好像是在对我们今天不传师道进行呼吁一样啊!
现在,每年教师节,必谈尊师重教；每遇较大的与教与学有关的矛盾,必谈尊师重教。尊师重教没有成为在人们学习知识中,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它只是成为了一个需要时就喊喊的口号,自然就师不尊、教不重了。大学里的学术腐败,学风涣散；中小学里的灌注式教育和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作息；以及整个传道授业领域巧立名目高收费低授业的情形,固然与整个社会状态的多种因素有关,但师道走偏仍然是个重大原因。较好的情况是:有的老师(或人),以尊严和或威权来建构师道；有的老师(或人),以严肃和或冷酷来树立师道；也有的老师(或人),以亲和和或热诚造就师道；等等。糟糕的情况是:有的在某种幌子下,实际上是以集体的名义出售学位。有钱能使鬼推磨,交了巨额学费,上不上课,考不考试,做不做研究,时间一到,学位证书照发；有的收受了学生的金钱或美色,让其蒙混过关；甚至有的自身就为晋升职称剽窃抄袭他人的成果,有的为经济利益代学生写论文,等等。于是,一方面是,老师和学生、师傅与学徒、先学与后学,就不仅仅是个名称差别,而且有了发话与服从的实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金钱与美色的驱使,使上述发话与服从关系产生了颠倒。这其实,不健康的师道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不论在求学阶段或工作以后,每个人都既在当学生,也在当先生；或既在当先生,也在当学生,是不断交替的。只是当先生与当学生,在某个时段,某个术业,所占的主导地位不同罢了。我体会到,一个有正确师道的好老师,从来不把尊严、威权、严肃、冷酷、亲和或热诚放在第一位,更不把取无道之财、获无道之乐放在第一位。好的老师都极其善于达到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效果,而不是授完课时或得到了个人好处而草率了结任务。然而,实际情况是,后者人数不少,前者凤毛麟角。有正确师道的老师,首先在于善于从学生、徒弟、后学和一切有长可取的对象中去吸取营养；而不是摆出一幅师长、导师、大师、泰斗的架式,更不为金钱美色所利诱。他们在教书育人中能‘不耻相师’或不‘耻学于师’。我们今天所极力提而不‘畅’的启发式教育,问题的结症正是在于老师不懂得或不愿意以学生或他人为师。正是在于老师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先人的优秀师道思想,认真解决一下师道问题。甚至把了解对象当做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当做放下身段认真求师的过程。
中国先祖们开创的优秀教育思想先河,近、现代以来,似乎没有充分浇灌自己的子孙,而是
让‘洋人’大受其益。比如,在美国,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不仅比中国喊的响得多，而且人家切切实实在贯彻执行。美国人的‘师道’与‘尊严’,也并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紧密的联系。就是‘尊师’与‘重教’,更没有成为一种口号。在`师道`问题上,美国大中小学的老师们,似乎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师道’,而且有所发扬光大。例如,老师是以传道为重心或中心在给学生授业与解惑。它体现在素质或素养教育中,是老师始终把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为目标。老师要把学生当做朋友,老师和学生在平等中相处,许多导师都把自己的学生推在前面,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超越自己。中央台访谈钱学森先生的节目中,钱老有一段表述不知大学的教授们和中小学的老师们有何感想。钱老说,当他把自己写的‘控制论’一书送到导师面前时,位居世界上顶尖水平的导师当他的面说:‘你实际上已经超过我了,钱先生。’就以这个典型为例所代表的西方师道,实际上不就是洋人对‘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师道观的生动注解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名师出高徒’。形成这句古语其实是‘高徒’超过了‘名师’所至。它反映的是人类进步的总体客观规律。于是，德行和知识都在低水平的教师如何出高徒？自然是出不了的。
许多故事表明,在西方的学校、文化界、学术界,学生对老师、后学对先学、学徒对师傅、后人对前人等的崇拜,没有中国如此高涨。他们常常是前者对后者具有挑战性,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拓进取。我们中国不一样,在领袖崇拜成为了历史后,老师崇拜、名人崇拜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有趣的是,不但被崇拜者洋洋自得甚至还自我炒作；崇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还盲目的充当被崇拜者的虚拟打手。有位网友看了我的某篇批评某名人的文章后,他在评论中竟然说:‘---他毕竟是一个名人,你说话得小心点。’我不知道用这种语言的年轻先生,是否叫做那位名流的铁杆粉丝啊!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师道不正,即社会的师道以其重大缺陷作了示范,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我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发达国家学校是如何在教书育人,但我同几位有经验的留学生交谈中和某些报导资料中,充分看到了我们的师道落后于人的现状。比如美国,虽然人家的人口不足我们一个零头,可人家的先进科技顶尖人才,在相同的一定时间的产出量,比我们要多得多。就是从事商业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数,用相同时期、学位和资历作可比条件,我们在绝对数量上也比不过人家。我也常常忘了自己是个草民、以纯洁的护国之心而不服气,可这是个事实。再说一个事实,读过研究生或知道研究生怎么在读的网友或许知道,我们研究生课题的重复率有多高！有些高校的研究生导师,一个课题导几届学生。导师省事,学生也方便。因为确立一个新课题是不容易的,而具备‘不耻相师’等传统师道,常常是开拓思维的重要条件之一。就近、现代来看,美欧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创造性方面,无论质量和数量就都优于我们。这个现象除了制度性因素外,我以为中国近、现代出现的师道偏差是个重要因素。当然,制度性因素,或许是现代师道产生偏废的主要原因。
实行好的师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单纯爬在书山上,泡在书海里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出了几本‘畅销书’或作过几次大场面的讲演就算有好的师道了。它需要老师们以及传播知识的人们长期躬身下来,‘不耻相师’。有些人成名之前或某个阶段可能做到了,而一有点名声和地位后便飘飘然了。现在,不是有很多当过或正在当老师的人,耻学于师了吗?不是有些知识名流耐不信寂寞,拼命给自己涂抹明星色彩么!更有甚者,自己给自己挂上‘某某某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以自我感觉良好就完了,还偏要作些让人耻笑的不三不四的诡辩解释,不是既丢了人品,又输了文品了吗?孔子是后人在尊称他为圣人,其他先贤都无一不是后人的景仰。就是胡适与鲁迅都拒绝了可能的荣誉推荐。而那位真正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浑身都是学问,正在攀登百岁的饱学之士季羡林老先生,面对社会赋予他的荣誉,公开谢绝了对他大师、泰斗、国宝的称号。季老那种‘有若无,实若虚’的模范胸怀,还正在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时候,为什么就影响不了那位已经名利双收了而还要挂牌称大师的人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网上的八挂新闻、谈性文章,常常可以在首页长存于固定阵地,经久而巍然不动。而正经八百批评一下名人学风的文章,三天两天后便被从首页扫地出门。显然,这是网络媒体表示的一种态度。网络媒体如此保守,其它媒体能比这种态度解放思想吗?当然不能。现实的师道本来就不好,加上多方面的偏袒或压制,我们在师道问题上树立什么,反对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树立正确良好的师道,不是件小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教育改革的实质,决不是把大学或中学拼大、扩张大的简单事情。树立正确良好的师道,培育一种真正的和谐的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才是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师道的优劣,处处反映社会的长短。这无须找什么例证,随手就可以拈来。阎崇年老先生挨耳掴子,就是师道不良的表现与恶果。他面对年轻人的提问,表现是霸道的。后来提出的三个对话条件,不仅霸道,而且有无知的一面。余秋雨先生本来很有才气,但他对自称大师的诡辩解释和‘阅读更多的是浪费生命’等等命题或提法,同样充分说明他缺乏良好的师道。还有,借着名气耍乖弄巧,那是什么师道表现啊！正因为名人的师道优劣具有太大的社会响应,而他们又切心切意愿意当公众人物,所以只好以他们为例。
中国的教育问题，除了合理解决教师的待遇而外，从根本上解决师德问题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师德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教师的各级领导者的德行问题。而各级领导者的德行问题要有根本上的改变又靠什么来解决呢？现在正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应当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