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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著导读(论文)
题目:《国富论》读书心得姓名: 学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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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日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
《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
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沿着他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部著作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马克思则从中看出
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提出用计划经济理论解决的思路;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宏观调节的方法。目前的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尚没有任何一种尽善尽美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原富》(是严复当时翻译《国富论》时使用的译名)这本书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对经济学研究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发展它或反对它。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
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另外一个较为深刻的感受,是读经典书目的感觉确实是一种享受。去感受大师的思维和历史的气息,往往会对现实有一种顿悟之感:原来古人是这样认识这些事物的,而且是那样的周密和深刻。
看来,要想深刻而周密的认识当今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看多少经典的书籍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