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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党组织：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党的十七大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着眼于完成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对党章作了重要修改。深刻理解和把握新修改的党章，对于在新的历史阶段更好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好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新修改的党章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坚持了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保持党章总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党章的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里，这让人们看到了民族复兴征程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显著标志。
党章不仅我们人生的指路的明灯，也是指引我国建设文化“软实力”的纲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标。
大国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硬实力”，还需要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它不仅为大国发展助力，让社会凝聚成一个能集体行动的共同体；更为大国发展铸魂，赋予人们行为以意义、提供精神支持乃至合法性证明。一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发展而不那样发展，为什么更看重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皆源于它的核心价值观。
以文化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当然不会忽略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探讨颇为热烈，不过实践表明，要对核心价值观做出有共识的界定，必须对一些核心问题有明确的回答。否则，除了留下一堆热热闹闹的游戏文字外，难有任何有价值的期待。
核心价值属于文化的范畴，反映着文化的精神，又在文化中传承。价值观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必然要有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内容。把这些不同中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提升为价值层面的内容，这样的价值观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的了。
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个体性特征的价值观贯穿始终；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的基础上，更多地把个体作为一个整体中的有机组成，在这样的价值思维下实现个体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趋向。所以，如果说资本主义价值更强调“平等”的话，社会主义则对“公正”更有偏好。公，一个社会大家庭的理想状态；正，一个社会大家庭的共同信念。“公正”承认并倡导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价值，这一标准是超越所有
社会主体自发利益而又普照所有社会主体根本利益的价值评判。在当下中国，非市场因素的各种社会差别越拉越大的背景下，公正作为核心价值观，既有厚重的理想导引性，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在全社会引起共鸣。
又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肆无忌惮凌驾于其它要素之上是理所当然，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尊重劳动、反对剥削、要求共同富裕则是天经地义。更进一步看，以劳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主人对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所有制形态上的“公有”体现在分配形态上必然是“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但社会主义更不能是10亿人含辛茹苦养活3亿人穷奢极侈。“共享”作为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讲了四个方面内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很系统、很全面、很丰富。
但尽管“体系”是理论完备性的一种标志，体系也只能是在理论领域的表述。普通大众记不住的东西，甚至照着念都容易念乱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成是举手投足的行动。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引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社会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当年中国革命，直接激发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别说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本农民不会读，就是共产主义ABC也未见得知道多少，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把“体系”凝练为“语录”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
此外，走向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能领略到信仰的光辉、信念的坚定、使命的神圣，先进人物用于实现抱负丝毫不感欠缺；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离日用常行、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普通大众居家过日子也能其乐融融。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道理很清楚，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塑造核心价值观好像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迟迟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我们讲，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导致价值观塑造的复杂性。
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与运行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回顾价值观塑造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个规律。
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一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社会形成前夕，这时由于大家共有一种理想，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激发、鼓舞、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如何。像资本主义 “自由、平等、博爱” 的价值观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
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可以提出与这一定型社会完全吻合的价值观。像中国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君主，重视家庭)就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封建帝国所需要的价值观，它适应并维护了那个社会。
当代中国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恰好不属于这两个时间段。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社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在不断探索中。这种探索，这种不确定客观上导致了价值观困惑这一现象。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是价值反叛，也不是价值虚无，而是价值迷茫。而这一点更加危险。价值反叛不可怕，只要有明确的反对内容，就肯定会有潜台词的拥护内容，内容就在它的对立面或者至少离之不远；价值虚无也问题不大，不承认一切价值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迷茫则不然，又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头脑中有些价值观的希冀(或者说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又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不会真正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不敢当真。面对在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价值观(庸俗价值观)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这种困境就表明，我们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内涵及其社会性质明确归属等等这些问题。社会可以未定型，但社会理想不能不明确；目标可能尚未清晰，但不能没有目标大方向。
在某种意义上讲，与时俱进的新党章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其实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们对新党章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