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读后感（精选7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后汉书读后感10”。
第1篇：后汉书读后感
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
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fsir)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2篇：后汉书 读后感8
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们的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缯相时，竟能没收缯侯刘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收考缯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刘敞流涕认罪，可见后汉的诸王已经完全不可能具备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由于制度的约束，兄弟之间没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导，使后汉极少见到兄弟之间反目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对师道的重视也导致了家学渊源的兴起，不同的派别经常会出现相互交锋，甚至会为哪种经可立博士而争论不休，所以，后汉的学问尤其崇尚家传正宗，子承父业很常见。杨震以明经学博览而入仕，直到四世玄孙杨修仍以好学出名，后为曹操所杀；袁安的祖父就曾以明经任太子舍人，而到他的玄孙袁绍、袁术时，袁氏一门已有六人任过三公之职。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而其他的官宦世家也不少见，久了就自然形成门阀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
就爵位而言，皇帝常招德高望重的大臣子弟为郎官侍卫，待成年后任以重职，使他们的爵位能得以承续。杨、袁两家四世三公，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袭爵也是常用的办法。邓太后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对亲族、功臣中因为大宗无嗣而绝国者，大部分都慷慨的通过支族“承爵以奉大宗”的方式给予了恢复；而桓帝诛杀梁冀，一次就封侯十三人之多，对其中的宦官，竟能允许他们收养子嗣以作传爵之用。所以，后汉已经开始重视门第，一个好的出身，等于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容易进入仕途，还能够凭借几代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各种势力做长期的抗衡。
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一旦自然灾害到来时，百姓和官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储蓄物质来救济，卖官鬻爵、以钱释罪也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而百姓则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了反抗的火种。
其三是重文轻武。
后汉是一个十分重学的时代，从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开始，崇尚学问渐成风气，而其中的经学更是兴旺。尽管刘秀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信谶学，甚至以谶语定过官职，也宣布过“图谶于天下”，但当时普遍是把谶学当作经学之一的。桓谭敢当着刘秀的面说“谶之非经”，表明正统的儒家经学仍占据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早在后汉立国之初，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困、桓荣等辈就开始云集京师，在他们的传授下，经学极度繁荣。当时《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类被朝廷立博士，其它未立的更是不胜数。明帝还亲自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在这种重视和推动之下，社会上的名士都是文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甚至衣装服饰都成了百姓们争相效仿的对象。后汉还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类如马融、郑玄、许慎、卢植、王充、张衡、蔡邕、班固等，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真可谓文才济济。
与之相对应的是，后汉轻武备很严重。刘秀在他晚年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事的厌倦，甚至以“中国初定”为由，完全放弃西域，对西域多次请求设都护都明确给予拒绝，对周边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势。结果西域尽从匈奴，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设都护、校尉。后来的章帝又以“路远费多”为由，再罢校尉，不复遣都护，结果几乎又陷入被动。幸亏班超准备撤回时在于窴被抱住马脚，当地王侯哭涕着死活不让他走，他得以利用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动辄领西域诸国兵数万征讨叛汉者，最多的一次竟能达7万之众，以夷制夷。当时班超手下汉兵最多时也不过千人，却安定西域达三十年之久，以这样的功劳，也不过封了个千户侯。安帝时放弃西域的呼声又占了优势，结果都护前脚刚走，北虏连与车师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关闭玉门、阳关了事。到顺帝时，班超的儿子班勇再次出击，可谓三绝三通，但此后中国日渐衰落，终于完全放弃经营西域，对西域的影响力遂至消绝。
后汉的边疆问题主要倒不在西域，西边的羌人才是后汉的重要对手，可惜后汉能征善战的将帅不多，只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还略有些名气，其中皇甫规、张奂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战不懈，范晔干脆把他们都放入了一卷中来讲述。我们看他们三人的结果，大略可以发现后汉对武将的轻视到何种地步。作为后汉的名将，皇甫规最高不过封了个二百户的小侯、张奂更是什么爵位都没有，可他俩还算善终。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军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这样的战绩，他还不得不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总算有万四千户，但随后伴着宦官的倒台，他无辜受到牵连，在狱中被迫自杀。可见后汉重文轻武已现倪端。
其四是重气节轻法律。
后汉儒者普遍重气节，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举官，久则民间多走向偏狭一路。儒家的教导，使民间颇好清名，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目的只是为了有意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或者是直谏敢为，这种偏激之举风靡整个社会后，遂有党锢之祸的发生。其实，重气节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后汉书》中记载贼匪遇孝悌而放过不杀的事可谓俯拾遍是，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为气节而走向偏激行动，问题就来了。陈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的法律，为民间重义之举开了绿灯，而某些人通过种种极端行动而获得的收益使重义之风刮得更起劲。《后汉书》记载：郭亮、董班冒死给李固收尸，太后饶过不杀，他俩一夜显名，“三公并辟”；刘矩在父亲未出仕前坚决不当官，太尉、太傅“嘉其志义”，任他父亲为郎，他于是举孝廉。至于因为义气、名节而相互结党报私仇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朝廷时来的赦令也使这些犯禁杀人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震。于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刚直气节的虚名，不惜走极端、用诈术，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甚至因为一句话失了面子而互相杀戮，早脱离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大派系之间的冲突调和无法进行。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轻视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存在。后汉的皇帝除极个别外，对官吏管得多不严，官员经常可以称病，甚至弃官而去，使后汉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间对子报父仇的赞誉，使官吏对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加上朝廷时常有大赦，国中上下对法律的轻视实已达到极点。这种轻视甚至地方官员都存在，他们一旦手中有权，就凭借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昙兄弟，一个为沛相，一个为广陵太守，他们志除阉宦，凡宦官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部分酷吏们也往往以诛杀大姓右族为荣，所以行使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民间私相报仇的风气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恽甚至替朋友父亲报仇而杀人，对法律可谓毫无顾忌，他们最后都没事，反而名声大显，堂而皇之的记入了《后汉书》，足见后汉的法治非常混乱。
以上的这些特征可以说都是儒家兴盛后出来的副产品，它们深深的给后汉打下了“好名务虚，重仁轻法”的烙印。
第3篇：后汉书 读后感7
读《后汉书》
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
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
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官员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政策，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社会贫富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官员”、“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意识更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造成了与外戚、宦官长期的冲突，党人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的。
第4篇：后汉书 读后感9
读《后汉书》
后汉的皇帝，除了前三个皇帝还足称道以外，后面的皇帝委实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王朝很多，有过“中兴”的极少，所以并不足为奇，但就汉光武帝刘秀而言，这个“中兴之主”却绝非庸碌之辈，他不仅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中兴之主”要有能力得多，甚至不下于很多开国帝王，就连和他的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比起来，也半点不逊色，在个人能力的很多方面甚至还要远远超出。
这一点就是和刘秀同时代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比如马援初见刘秀时就说：“今见陛下，恢宏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后来对隗嚣说刘秀“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问刘秀和刘邦比怎样？马援还故意转了个弯，答：“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意思说，刘秀不如刘邦，刘邦做事情无所谓可不可以，而刘秀则喜欢管理政务，行动有节度，还不喜欢喝酒。难怪隗嚣要吃惊：“如卿言，反复胜邪？”意谓照你这么说，反是刘秀胜过刘邦了？
其实历史上最大力称赞刘秀的还属明代的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光武》中称赞刘秀是“允冠百王”，认为“三代以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独焉”，他还大胆假设历史，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祖为尤难。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其视高祖出关以后，仅一项羽，难易之差，不亦远哉！使以高祖荥阳之相持，而遭光武丛生之敌，乘间捣虚，以击其后，将不待约从，而有人为之犄角，高帝弗能支矣！光武即位未久，一以从容镇静，结未服之人心，桀骜顽强之徒，皆自困而瓦解。设使高帝当之，亦未必能安定若斯也。”他还盛赞光武“神武不可测”、“规模宏远”，几乎就把刘秀捧到天上去了。当然，也有认为刘秀不如刘邦的，比如石勒就曾经夸耀自己“若遇汉高，则当北面事之；若遇光武，则当并驾齐驱，未知鹿死谁手”，自认为自己和刘秀还有得一比，但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评石勒这句话是“胡人之见，殆未然”，事实上石勒比刘秀也确实还差得远。
要将刘秀和刘邦作对比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何况单从性格来看，也确实谈不上好坏。不过从个人能力上来说，刘秀则比刘邦强得太多，他可以算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文武全才。比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刘邦手下有萧何、张良、韩信，但很少有人知道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中都有谁，因为刘秀的才能超过了他的手下，所以这些功臣的名字很难突显出来。翻开刘秀的历史，我们不难证实这一点。
刘秀虽然属于汉室宗亲，但经过这么多代下来，到他这里地位已远不那么显赫了，虽然他还不至于到刘备那样靠贩卖草鞋为生，其家庭影响力大约也不会超过自己所生活的那个郡县范围。刘秀父母早死，兄弟都是靠叔叔的抚养才得以长大，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曾经去长安的太学读过书，他信谶语、好经文，相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早年的刘秀并没有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一心想做皇帝的大志，他只要“仕宦当作执金吾（执金吾是掌管京师治安的官），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南阳新野县有名的美女）”就满足了，他也不象他哥哥刘縯谦俭好义、“结交天下雄俊”，而是“性勤于稼穑”，成天耕地，所以他哥哥常将他比作“高祖兄仲”。此外，他还有谨厚、谨信的名声。从这里我们很难揣测出他未来的成就。
王莽末，天下大乱，他也随着自己的哥哥起兵，因为实力尚弱，兄弟俩不得不从属于更始帝刘玄的名下。此时刘秀的名声显然远在他的哥哥之下，所以当他哥哥无端被更始帝杀掉时，他主动去请罪，既不言自己的功劳，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如常，反而弄得更始帝自感惭愧，于是“拜秀为破虏大将军”，从刀口上擦边而过，足见其韬光养晦的本事。在此之前的昆阳之战中，他已经显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一战也被毛泽东列为历史上七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之一。面对强敌，刘秀身先士卒，被诸将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随着王莽的灭亡，更始帝开始了与全国十数个割据势力的争夺战，刘秀也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机会被派往河北，以更始的名义发展势力。刘玄当时只给了他官衔，既不给军马也没有粮饷，这促成了他在河北独立发展自己力量的机会。虽然刘秀初到河北后并不顺利，那里的王朗自称皇室继承人、成帝已死的儿子“刘子舆”，一时间“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靡”，刘秀和他的少数随从在王朗的重赏追捕下不得不四处逃窜。在冒充邯郸使者入传舍骗吃的时候，又因为饿急抢食被传吏怀疑，差点没能逃掉。他们直赶到信都，那里的郡守还奉更始年号，这才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随后，他开始慢慢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势力。为了联合拥有十几万大军的宗亲刘杨，他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而郭家在当地也是世代著姓大族，这样，刘秀终于能够借助外戚势力诛灭王朗，开始在河北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在诛灭王朗后，大家意外发现了许多吏属私通王朗的信件，刘秀不是一一查而究之，反而看也不看就令一把火烧光，使“反侧子自安”。这一漂亮的举措被曹操于破袁绍后照葫画瓢，因《三国演义》的流传而为今天的多数人所熟知。
这时更始帝发现刘秀羽翼已丰，便封他“萧王”，要他“悉令罢兵”，另派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河北。刘秀当然不可能再去用脖子试更始的刀，于是他以“河北未平”为借口，拒不奉诏，趁着更始与赤眉争夺长安和洛阳，无暇顾及河北，他便开始做统一整个河北地区的努力。当时河北地区尚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合众数百万人”，刘秀经过多次苦战将其中势力最大的铜马军“悉破降之”。为了尽快使数十万降兵诚心为己所用，刘秀让这些降将“各归营勒兵”，而自己只带少数亲随一营一营去嘘寒问暖，以示对降者的信任，这一冒险行动感动了所有降者，他们相互说道：“萧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刘秀“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一时间“众遂数十万”。随后，刘秀又一一诛灭各割据力量，平定河北，在符谶的示意下，刘秀称帝，此时的他，俨然已是全国主要的几大割据势力之一了。
更始与赤眉对长安和洛阳的争夺，给了刘秀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在击败了战胜更始帝的赤眉军以后，刘秀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带。他选择洛阳定都，显然是因为洛阳更靠近河北，他在这里有相对长安更好的民意基础，随后，他得以用“天子”的身份四处征讨不服者，逐一平定各地。在远在四川的公孙述灭亡以后，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复兴大业。
令人意外的是，这时的刘秀却在政策上突然来了一个大转折，开始偃武修文。西域十六国遣子入侍，请他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他竟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还其侍子。太子问攻战之事，他答以“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用孔子不答卫灵公问打仗阵法的典故委婉的避开。对于追随他打仗多年的功臣们，他用极高的秩禄和隆重的礼仪来回报，却不让他们当官，反而在全国征召饱学鸿儒之士充任公卿，于是儒学大兴。
相对于其他的帝王而言，刘秀能做到文武全能，这一点不简单，而他的勤奋则更是难得。《光武纪》记载，他每天天亮就早朝，要到日落才罢，还常常和公卿、郎官们讲论儒学经义道理，夜里很晚才睡觉。太子怕他太累，让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他答以“我自乐此，不为疲”——就这份工作、学习的态度，我们今天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可见刘秀的成功绝非侥幸。事实上，他的勤奋为后汉设定了基本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儒学立国。
前汉武帝虽然崇儒，但也好法，宣帝更是明言“霸王之道杂之”，但刘秀虽然也在用“霸王之道”，却从不言之，反而对儒学进行了大力推广，使后汉成了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然，后汉儒学的兴盛还是有其背景因素的。前汉的元帝就好儒，到前汉末，儒家学说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凌驾于百家之上。刘秀早年去京师求学，自然受其熏陶。再则，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将领们绝大多数也是饱读经书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可见，当时的兴儒，有前汉政策惯性的因素，而刘秀的努力，则使儒学再次获得了发展动力。
第5篇：后汉书 读后感(10)
读《后汉书》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第6篇：后汉书 读后感3
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
十二、第四
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也只有如此，《后汉书》的这个最大缺陷，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弥补。
第7篇：汉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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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汉书读后感（一）
——《大地汉书》读后感
《大地汉书》，一本好书。缓缓地读，沉浸在思绪的流。
同样生活在河北，熟悉的方言土语，熟悉的运河，熟悉的农村生活气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我爱读这些大白话。以前很少读到这样别致这样亲切的文字，散发着泥土新鲜的气息，采撷自民间，又返归至民间，找寻最美好的心灵契合。
文中深埋了作者深沉的爱。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爱，进行一场异常精彩的角逐。大朝的红琴，是美好的理想，而美好的理想成为书中的现实，而张惠玲，是大朝的初恋，那种朦胧而纯真的梦，永远转化不成现实，那梦也在不断改换着味道。那些家族之间的恩怨，对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真爱，都经得起考验。真爱，能跨越一切障碍。有爱，才会有完美的人生，才会有有滋有味的人间生活。
理不清文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张慧玲和大朝，和李六根，和王国刚，和三朝，和那些杂七杂八的男人，成就了张慧玲的事业，造就了她乱七八糟的生活，她逃脱不了世俗的语言和眼光，她只是装作什么都不在乎。而李六根和三朝的改变，让我们领略到人性的虚伪与多变。也许，他们是真变好了，也许，他们本质根本没变坏。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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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凡人。人都有执着与追求，人都会变老，在这种生老病死的轮回中，我们或成就或放弃，总有行动，总有完成，譬如董子祠；总有希冀，总有继承，譬如龙。
《大地汉书》好，是一本值得深思的书，面对土地，面对河流，有作者太多诗样的情绪，有作者充满哲理的思考，我爱读这样的句子，我爱读来自乡间泥土凝结出的纯净的露滴。只是，同样出自黄土地的我，道不出万一，只是在一遍遍的阅读里汲取，再汲取。珍存，再珍存。
汉书读后感（二）
——《生命的三分之一》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篇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何为生命的三分之一？《汉书·食货志》有一句话：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夜得四十五日。这就奇怪了，一月如何能有四十五日，再看注解：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原来，古人把每个夜晚算作半天，那么，夜晚的时间岂不是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在古代，不仅是劳动人民对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十分珍惜，一些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汉书·刑法志》里写道：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始皇白天断定刑罚，夜晚读书。《北史·吕思礼传》中记载周朝政治家吕思礼生平勤学的情形：虽务兼军国，无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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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烛灰都有几升之多，可见他读书何等勤奋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易放过呢？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的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而在当今，却有人用宝贵的生命中这三分之一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干一些诸如上网、打游戏、吃喝、玩乐之类毫无意义之事。生命是宝贵的，不要小看一个夜晚的读书，积累起来你可以学富五车。珍惜生命中的三分之一吧，不要让它白白浪费掉！
汉书读后感（三）
——《孙子兵法》读后感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着录《吴孙子兵法》有82篇，图9卷，而多认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汉书？艺文志》着录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而认为13篇出自孙膑之手。不过，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部《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70余枚竹简后，学者们已多倾向于13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篇则是孙武后学所着，是用以补充和解释13篇的。
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精髓之一，《孙子兵法》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学生，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是《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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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学习的影响以及启示。下面，我浅谈一下我的所得。
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或在作文中舞文弄墨时，出现一两句这样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置之死地而后生”——孙子兵法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孙子兵法》为战争而作，也就是为了打败敌人而作，学习中何尝不会有“敌人”，一道难题，一个对手，甚至于自己。“五事七计”告诉我们要有正确方略与思想，要拥有有条理的计划方案，正确地、客观地认识我们所面对的人事物。
例如在《作战篇》中，孙子指出：“兵贵速，不贵久”。学习上，对于要考试的人在考试一定的情况下，你的速度一定要快，否则考试题将作不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平时训练有素。同时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接纳知识的速度一定要快，以留下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再如“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上述的“八之”战法的实质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对于现在的学生学习，大部分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不过问，不主动，上课不听讲、玩游戏、睡觉，到考前才猛背考试题纲，“强扭的瓜不甜”，可想而知，知识的保质期也是大幅度缩减，而且强度过大的瞬时记忆会对脑部造成负担，影响脑部健康。这么得不偿失的事，还是少做的好。
学习“孙子兵法”，真的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与精髓，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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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老祖宗原来在数千年前就已认知和分析得如此确切与深透，使我们不得不深深感叹前人的伟大和华夏文明的精深，相信一部孙子兵法，只要认真领会其神髓并不断实践，必将对我们的各方面的提高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中国文化道同行、而不悖、君子和、而不同，传承五千年，源远流长，作为炎黄后人当虚心上学，以史为鉴。，希望能帮助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