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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劣根性角度论邓拓杂文《伟大的空话》
徐懋庸曾在《小品文的新危机》中论到，过去的小品文主要是对敌的，有着“匕首”和“投枪”的锋利。这当中的小品文大抵是指杂文而言。而杂文发展到今日，所谓的“对敌性”似乎没有了具体的对象。那么，其锋刃自然就指向了人、社会和民族自身的矛盾，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台湾作家柏杨就在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做了猛烈的抨击。他以“酱缸”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并对“酱缸蛆”所具有的典型的“脏”、“乱”“吵”“不团结”等特性做了一针见血地披露。直至今日，读了邓拓先生的《伟大的空话》一文，才忽觉杨老先生实在是漏了劣根性中相当关键的一条——爱讲“伟大的空话”。
邓拓先生的《伟大的空话》一文，主要是站在文学写作的角度上而言的。他认为写作当以最经济的方式为好，撇去空洞虚浮的习气，力求言之有物。此言甚有道理。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做文的问题吗？往大的方面思考，这与做人上的对“空”情有独钟有着莫大的关联。有人则会辩驳：“谁说人如其文了？有人生性浮夸，其文却朴质淡雅；有人宁静自然，其文却藻饰华丽。这中间难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然，当一种审美模式成为民族普遍认同的顺理成章的存在时，个体上的审美体会可能就会超越独立判断而预先成型了。就以文中所举一例加以解释：“夫天地者，六合宇宙之乾坤，大哉久矣，数千万年而非一日也。”多么气势磅礴的句子，“天地”、“六合”、“宇宙”“乾坤”等斗大的字眼，音调铿锵，煞是好听。细究，却发现全是同义词，解释等于没解释，越说越浑。然而就是这样的句子，却让我们骨子里觉得它霸气体面。初高中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重点句子不正是类似的语句吗？
我们何以如此倾心于此种话语模式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早已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肯定这种模式的审美取向，即前文所说的预先成型的审美体会。而推动这种模式形成的正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在一种极其看重场面、气派的习气下，诸如此类的审美模式才会被成批地生产出来。人们在独立判断美丑以先，就被告知或被间接性地传达，只要是气派的恢宏的的事物就应当是美的。个体的审美感受淹没在集体判断的洪流中，只作为零星的“一家之言”，失去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于是，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伟大的空话”趋之若鹜，更乐此不疲地发扬光大。久而久之，演变成民族的劣根性，传承，传承，再传承。从夏商周到明清今，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长盛不衰。
这种继承性是可怕的。因为它不见血地坑害了下一代，而被害人却一无所知，甚至自得其乐。这一点，作者在文中例举了邻家孩童的一例加以释之。孩子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着伟大的空话：“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有人喜欢我们，有人讨厌我们，但不管怎样，我们还要生长。”虽是不知世事的小小孩童，却已将这种空话语调学得有模有样。鲁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记》中疾呼“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在如斯的文化环境下，我们何尝不是应该“救救孩子”！劣根性的文化，本该斩草除根，却被当做优良传统而世代继承，一批又一批的“伟大的空人”讲着“伟大的空话”，写着“伟大的空文”，做着“伟大的空事”，之后，还要弄孙为乐，将自己的伟大事迹如数家珍地告诉他们。于是乎，子孙们又秉承先祖遗训，光大先祖遗业。这是怎样悲壮又惨绝人寰的景象呢？你看，这还仅仅是一个写作上讲空话的小问题吗？莫说我小题大做，只细细反思己身，你会发现，自己俨然也是“传宗接代”的嫡子嫡孙了。
至此，我必须更正之前的结论了。民族劣根性所遗漏的关键一条不是“伟大的空话”,而是——“伟大的空”。
汉语言文学112 毛静萍
学号 11011223
小谈《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出走
“出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屡见不鲜但又值得玩味的词。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六号隆重推出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由此掀起了易卜生热潮。《娜拉》讲述的就是一个女性出走的故事。之后，女性出走的艺术形象就不断地出现在文学文本中。鲁迅先生的子君如此；曹禺先生的愫芳如此；巴金先生的树生如此；杨沫在《青春之歌》中塑造的林道静也是如此。
然而，林道静与子君、愫方、树生是不同的。子君为自主的爱情而选择出走；愫芳为逃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才离开曾家；树生为理想和自由才迫于无奈撇下文宣。她们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的，体现的是一种女性的自觉和独立意识的苏醒。这与中国二三十年代新旧思想交替，文明开化风气盛行的特殊时代环境相连相关。林道静的不同则在于她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基于个人因素的出走。不能否认，她的确是个勇敢坚毅的女子。在经济上、思想上都追求独立自主。所以，她才会难以忍受余永泽在金钱上的势力刻薄和在思想意识上的迂腐落后。夫妻之间各自的政治信仰不同，思想境界不同，因此同床异梦，最后各奔东西。
但是，引导林道静走向出走这一步的还有社会革命这一重要因素。这也是她所特有的。曹禺在《北京人》末尾虽有提及愫芳向革命圣地延安走去，但明显道出愫芳是为革命理想而出走的话语总还是没有的。事实上她也的确不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出走。林道静就不同了，她是一个怀着革命浪漫精神的出走者，她对社会怀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生抱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她的出走是在子君、愫芳、树生基础上境界的扩张，是一个知识女性对实现社会价值的诉求。它不再局限于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和追求女性权利，更进一步要求男女在社会层面上担负同等的责任和义务。在国难关头，女性也应当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救国中来。正是这样的一种意识，推动着林道静从一个弱女子转变为坚定的革命青年。
然而，伴随林道静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还有一种简单式的乐观精神。这使得她在处事上显得果断刚硬。她不顾余永泽的阻拦参加劳动节游行，又毫不犹豫地为革命人士收藏宣传单。只要是于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都义无反顾。较之子君、愫芳和树生，她少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内藏外露的迟疑和温柔，令读者只生佩服难生怜惜。单从人物性格上讲，这本无可厚非，但就人物塑造而言，就显得思路简单、情感单调了。
但无论如何，林道静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出走者。如果她多了迟疑和温柔，失去的可能就是独立的自我和自尊的人格。然后，她只能委屈地和余永泽过着看似平淡的日子，内心火热而无以明志，郁结却不能抒发。正是因为她勇敢地出走，这一切都安全地避免了。甚至于她可能是所列举的出走的女性中最成功的一个：娜拉出走，只听得关门声，最后便是剧场闭幕；子君出走，生活颓然，爱情绝望；愫芳出走，面对的是未知的延安未知的将来；树生出走，免不了回来接受夫死子散。只有林道静，奔走了一条理想的道路，实现了她所寻求的社会人生价值。
文中，我虽多次将林道静与子君、愫芳等人加以比较。但这样的比较是不存在任何褒贬目的的。纯粹只是发现了她们相同的出走经历，才相提并论。甚至于，我觉得以结局来判定她们的出走谁最成功都是有偏颇的。如果走出文本，她们哪一个不是追求女性独立、社会文明的引领者？哪一个没有承担着首当其冲的风险？无论是为自我亦是为革命，她们的出走都足够壮烈，令我钦佩折服。
汉语言112 毛静萍
学号 1101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