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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起初我以为《乡土中国》会是一部比较不易阅读的学术作品，但事实上这本书还是十分活泼生动、平易近人的。费孝通先生经常使用比喻的手法，或者举出十分生活化的例子。例如，先生在叙述乡村社会的安定生活时这样写道：
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可以看出，戏台比喻村庄，戏即生活。日记的小插曲颇有些幽默风趣的意味，体现了“顽童”的聪慧和调皮，但最后又引人深思。老师是不是不应该简单地下令不准“同上”呢？夏丏尊先生在《教学小品》一文中便谈到学生作文空虚无聊的问题，他让学生试作小品，以此培养学生观察玩味生活的能力。“我叫学生写小品文，完全是为救济学生的病起见”，夏丏尊先生如是说。然而，当前学生的中小学生作文教育甚至有引学生说谎之嫌，不是治病是致病了。
其次，《乡土中国》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既谦逊又严谨的治学态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中国建立并推广了社会学。先生将书中的文章称为“杂话”，但文章间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比如课堂上提到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
我知道这些生疏的名词会引起读者的麻烦，但是为了要标明一些在已有社会学辞汇里所没有确当名词来指称的概念，我不能不写下这些新的标记。这些标记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而且也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
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社群”分别出来，所以把团体一词加以较狭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用以和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相区别；后者称之作“社会圈子”，把社群来代替普通所谓团体。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在那位朋友所列举的各种社群中，大体上都属于我所谓社会圈子的性质。在这里我可以附带说明，我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团体”，一切社群都属于社会圈子性质，譬如钱会，即是赊，显然是属团体格局的；我在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在概念上把这两种格局和两种组织区别出来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区别确可帮助我们对于社会结构上获得许多更切实的了解，免除种种混淆。
除此以外，先生还提出了区别于“家庭”的“小家族”以及却别与“人治”的“礼治”等等概念，都可见先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基础。在“社会公德”一课之后，有个问题就困扰着我。西方人是注重私的，但是公共与团队合作的方面做得似乎比 1 /
2中国人好得多，中国人声称重视集体，但是也自私得厉害，中西到底是谁私谁公？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告诉了我答案在于区分“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这两个我原先并不清楚的概念：
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再次，《乡土中国》一书中出现了许多英文词汇和外国思想的引述，先生果然是留学过的大家，对中西方的文化与社会都有很深的了解，从而进行比较与联系。这点在两个“格局”中有所展现，亦体现如下：
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朴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在现代交通之下，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反对用人为的“计划”和“统制”来维持经济秩序，而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我知道，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我也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想到它们之间也是有关联的。这就是学贯中西的境界吧。文中还有一处蕴含典故的文字也令我印象颇深：
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不知道李长吉是指诗鬼李贺、不知道李贺之母曾言“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后一句话。可叹，当今学生对中国古文化的了解水平远远不及费孝通先生及其那一代人。至于前一句话，“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简直击中了我的心。
当然，《乡土中国》也有不足之处，费孝通先生的一些观点仍免不了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乡土中国》还加深了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并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例如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我在书中找到了两个答案)，两千字已超过，在此都不赘述了，仅写出以上三点表达对费孝通先生的尊敬和钦佩。/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