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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百余年来，再版148次，影响了无数人的经典大作！作者新渡户稻造和福泽谕吉、夏目漱石并称为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武士道》的作者，《武士道》与《菊与刀》被并列为研究日本的必读书。新渡户稻造的《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是一本关于人生、修养的励志书。但是和一般的励志书不同，它更注重人格上的修养和成功，有“日本的《曾国藩家书》”之美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面对金钱至上，道德混乱，尤其青年人失去精神寄托的现状，日本近代思想之父新渡户稻造倡导日本人进行精神修养，试图以此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成为了影响几代日本人精神的经典名作。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似乎也是如此——拜金主义盛行，功利性蔓延整个社会，我们的物质获得了极大的丰盈，可是，我们的精神呢？林少华教授感叹，“国人所缺少的未必是锦衣玉食、香车宝马，也未必是职称学位和天赋才华，而恐怕更是人格修养、心性修养。”进了书店，遍地都是成功励志书，或者说可以复制成功，或者告诉你怎么做总裁。《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从这个层面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反励志”——虽然它多半摆在励志类的书架上。它心心念念要传达的是——怎么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物质成功了，精神却陨落了。值不值得，只有自己能回答。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物质上的满足是无法填充精神上的虚空。
《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一书能成为百年经典，是自有其原由的，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这本书的两大支柱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西方的基督文化，同时融入作者本人的阅历和对青年人心理的体察。林少华教授曾赞誉此书为“东西切换自如，古今一气贯通”，是中西今“三位一体”的修养读本。新渡户在经典与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经典走向大众、亲近大众、服务大众，以此改造国民的思想、熔铸国民的气质、提升国民的人格。新渡户稻造学贯东西，通晓古今，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格言典故。东方的《论语》、《菜根谭》，西方的《圣经》、《英雄论》，东方的和歌、汉诗，西方的诗歌、诗剧，古代英雄豪杰、圣贤名士的故事，现代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逸事……随时出现在他的文章里，读来生动活泼，不会觉得作者有意卖弄，而是感到文章深入浅出，事例丰富。在这种平凡朴实的叙述中，读者会得到精神的慰藉，知识的涵养。第二，《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一书是为普通人所写。说起来，我国近年来出了许多励志方面的书，皆与修养有关。但大多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再三告诉青年人如何成为精英或成功人士。成为精英或成功人士诚然可喜可贺，亦为社会所需。问题是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是平凡的，是在平凡岗位履行平凡职责的普通人。
第三，不同于《武士道》的言辞华丽，新渡户特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风格，“即使引车卖浆者、砍柴的樵夫也能读得懂。其叙述的方式就是用与青年人谈心或者心理咨询的口吻，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令读者倍感亲切。其论述特点也是形象生动，朴实无华。
《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写作风格看似随意亲切，但这样的叙述风格并非作者信手拈来的文字，而是经过一番斟酌推敲的结果。据新渡户的后人新渡户琴子回忆，他写作后都把写好的文章读给家里的保姆和仆人听，然后进行修改，直到他们能够读懂后才会认可。因为新渡户这种做法，当时很多精英学者都对他很不满，认为是丢了学者的脸面，甚至有人写文章施行人身攻击，连续数年不懈。但新渡户稻造都始终“不置一词”，一直埋头于《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的写作。《修养:学会做一个人格上的成功者》的写作过程，也是新渡户稻造坚忍地克己修身的过程。
道德重建与凡人的修养――读新渡户稻造的《修养》
赵京华
日本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1911)作于100年前，在本国风靡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终于有了中文译本而得以在汉语读书界流传。我欣喜之余也不禁左思右想，在人欲横流、金钱至上而呼吁重建道德秩序之声不绝于耳的当下中国，我们该如何阅读和接纳这部来自域外的讲道德和人格修养的著作，怎样理解作者的思想立场和问题意识并有效地切入书中的世界，社会道德的秩序重建和每个公民人格修养的养成两者之间构成怎样的逻辑关系，等等。
新渡户稻造(1862－1933)是明治时代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其复杂的个人经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独特的学问思想信仰为《修养》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出生于传统的武士之家，早年就读于札幌农学校并在该校外聘美国人教师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东京帝国大学英语和农业经济学科毕业后，他又远涉重洋留学美国霍普斯金大学。1891年回国后历任札幌农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等教职，日俄战争前后，新兴国家日本于内部开拓北海道，在海外开始领有萨哈林、朝鲜、满洲等，新渡户稻造在此种背景下于京都、东京两帝国大学首次开设“殖民政策学”讲座，逐渐确立起为帝国日本提供海外殖民统治技术的学问，这个学问体系经历1945年的战败改为“地域研究”(地区研究)而一直保留在日本的大学学科体制中。除了农业经济学和殖民政策方面的学术成就，新渡户稻造还曾担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晚年则出任过国际联盟事务次长，于世界各地推动和平友好事业，成为当时日本少有的国际主义人士。可以说，新渡户稻造是典型的“明治教养人”，一方面有忠诚于明治国家的浓重观念，同时兼具“自由民权”和个人独立的志向，又贯通古今东西的思想学问并形成了高远的国际主义视野。《修养》出版于明治末年，那时正是现代日本通过“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而初步完成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阶段，又经过与周边两大帝国――清帝国和俄国的两场战争而获胜，使日本人在海外扩张上形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这个阶段，已经初步达成“富国强兵”目标的日本国家，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塑造新型的均质化的可以效忠国家的国民。正因此，明治末年开始出现了有关“日本人论”、“日本国民性论”等书籍流行一时的趋势。作为身在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担任教育方面重要职务的新渡户稻造，自然会对此种塑造和培养“新国民”的时代要求抱有自觉的意识。然而，我们翻阅《修养》一书，却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当时弥漫于各类国民性论和谈教养的书籍中那种浓重的国家意识和国民道德论的色调，作者一再强调其主旨在于为普通人建立个体人格的修身标准，其最大的心愿也不过是“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以“抚慰不满者的心”。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淡化“国家民族”或“国民”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现代人个体人格的确立角度切入道德修身问题的低调策略，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够超越时代限制而博得广泛好评且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当然，在作者新渡户稻造那里，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好国民”这样的意识并非不存在，如书中谈“储蓄”的章节就提到假如一个人“为国家培养出来的是几位善良的国民，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而具备储蓄意识的人往往思惟缜密，“日后必然会成为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公民”。但这也是以首先养成个体健全的人格、提高公民的一般道德修养为前提的。由于作者更看重公民道德修养的实践意义，而有意识地避开理论上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论述的框架，认为以此“框架”讨论修养，“有时也许会看出貌似重大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没多大必要去应用于人世间”。因此，《修养》一书的论述具有更有贴近个人道德实践的特征和广泛的适用性，避开了单纯为民族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提供劝谕，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性和道德说教的大而无当。
《修养》依据作者复杂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融会东西方和古今的思想学问，从青年立志到信念勇气的建立，再到克己慎思和处世为人的道德修养，始终以个人的人格提升为其论述宗旨，重点强调的是修身立其诚的道德实践性和具体性。作者试图为普通人提供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的道德说法。这样，思想学问化成了智慧，经验和阅历铸成了一条条生命的箴言，而特别适合于处在人格形成阶段的青年读者阅读。又由于淡化了为特定国家塑造合格“国民”的论旨，日本以外的读者也会从中受益而不至于产生隔阂之感。书中也有几处拿西方人与东方人进行比较以说明日本人某些方面弱点的地方，但感觉不到以西方标准来裁断东方人那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式的论调，反而常常是把东西方的智者圣贤平等地视为现代普通人道德修养的智慧源泉。比如谈到“克己”，作者就强调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克己的最高境界，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忍辱负重的耶稣能够克服自己喊出“我战胜了世界”，则是克己的最高典范。
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这是《修养》作者为现代青年的人格塑造确立的基本目标，其是否道德和有修养的判断标准则是“常识”。因为，在作者看来，日常之中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多是平凡的，所以需要“靠常识来判断”，但这也是最难的。就是说，这个“常识”看似简单，比如中学教科书程度的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的普通知识或者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最基本的善恶判断尺度等，但作为平凡的人能否持之以恒一生立志从善并落实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上呢，这样说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更何况，讲普通人的“修养”，“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平时尽自己的职责时所需要的精神准备，并不是希望你一跃成为英雄豪杰，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采。功名富贵不应该成为修养的目的。自省而果敢，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即使受到诽谤也会自得其乐，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怀着感激之情度过每一天”。可以说，新渡户稻造为现代普通人确立的“修养”目标是极平凡但也非常高远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情物理和道德实践的经验。这与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或道德规范的制度层面确立社会道德的体系不同，是从形而下的个人角度来思考现代人的道德行为尺度。
我认为，为公民社会中每个普通人建立日常的道德行为尺度以提升其人格修养，这在当下道德秩序出现严重危机的中国，尤为重要。自晚清以来，中国便一直处于社会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崩溃和重建过程之中，配合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的重建历经波折而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如今又遇到市场消费社会的来临和重商主义横行的冲击，道德失序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比起形而上的道德逻辑体系或者制度重建来，更在于普通人即现代社会中的每个公民其道德修养的建设。也是在100年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就曾疾呼“吾人最后之觉醒”乃“伦理之觉醒”。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必须以个人、家庭的伦理变革为前提。同样，社会道德制度的重建也需要以每个公民的个人人格修养的改造和提升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渡户稻造的《修养》虽然作于100年前，但如上所述其内容并不陈旧，方法和视角也都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中国读书市场讲“修养”的书籍少得可怜的状况下，《修养》一书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修养”——读新渡户稻造的《修养》
100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口号下进行的体制改革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对于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造成了拜金主义的蔓延。同一时期，随着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战争以及结核等疾病、瘟疫的流行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对于死亡的恐惧。而且，明治三十三年与西历的1900年重合，基督教世纪末的厌世思想也开始在日本流行，厌世与烦闷的话语在青年当中传播。经过明治维新倡导的文明开化运动，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排斥，支撑明治时期日本国民的核心价值观，即所谓文明开化、国家主义受到质疑。如何重建日本人的国民道德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对金钱至上，道德混乱，尤其青年人失去精神寄托的现状，日本社会的有识之士开出的药方是倡导日本人进行精神修养，试图以此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修养”作为重新发现的一种伦理训练的理念，在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东方传统的修身养性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欧美的理念相融合，被赋予了近代性的含义。“修养”一词成为英语Cuiture的翻译词出现在《自助论》等启蒙书籍的文本中，德语的Bildung也随着德国教养主义文化输入到日语的语境中来，东洋文明中的修养观，经过西洋文明的洗刷，受到日本知识界的重视。一时间，修养的话语大行其道。倡导修养的目的是提升日本国民的人格，改造国民性。从明治中后期到大正时代，即一九零零年前后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精神修养”的热潮。
从当时的阅读趋势就可以看出“修养”流行的状况。这一时期，冠以“修养”名称的图书杂志真可谓汗牛充栋。从明治三十年（1897）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这十五年中，书名中存在“修养”一词的书籍，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中可以查到320多种，这也仅仅是存留下来的部分。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中，有关“修养”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太阳》是近代日本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它每年都会刊登有关上一年度社会各界的综述文章，其中一篇综述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明治四十三年“成功类书籍和修养类书籍大量出版，大力倡导人们加强修养”（《明治四十三年一般出版界》1911年2月）的话题。这一时代的日本人主要以读书和听演讲的方式获取有关“修养”的知识。著名的评论家、哲学家田中王堂在他的讲演《我的修养论》（《丁酉伦理会讲演集》1911年9月）中，对当时“修养”的流行作了如下的描述：“当下我国的青年当中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以修养为题目的。”“看一下报刊杂志上的广告，或者听一听青年人的谈话就可以了解当今的青年人渴望获得有关修养的知识，或者希望受到修养方面的训练。”由此可见，修养书籍的出版大行其道，形成了出版热，“修养”成为明治时代读书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
新渡户稻造的《修养》就是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催生出的一部经久不衰的“长销书”。此书自从1911年出版以后到1934年就重印了148次。历经百年，至今，早已成为日本人修养励志的经典书籍。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对青年人讲述了作者的修养理念。其叙述的方式就是用与青年人谈心或者心理咨询的口吻，既没有理论的铺陈，也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令读者倍感亲切。其论述特点也是形象生动，朴实无华。我们从新渡户稻造对修养这一概念的解释就能体会到他的叙述风格。“即修身是以克己为本，不因肉体情欲而心烦意乱，以心为主，然后确定身体的动作或志向，才能不错方向，不乱方寸，井然有序地前进。”“养是养心之意。养这个字正像字形所表现的那样，意思是羊的食物。羔羊是非常温顺的动物，没有什么智慧，如果没有引导者最容易迷路。就像人的心灵那样很容易被善恶所诱惑。”有关“修养”这一概念的解释有人从哲学的层面，也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还有人从训诂学的层面，总起来说，大多都是抽象的理论叙述。而新渡户的解释引用了基督教的“迷途的羔羊”这一比喻，把传统的儒学论述中的“修身养性”与基督教中的悉心管理心灵的羔羊这一思想结合起来，叙述浅显易懂，又不失思想的深度。
这样的叙述风格并非作者信手拈来的文字，而是经过一番斟酌推敲的结果。读过《武士道》的读者大概能体会到新渡户的英语文章言辞华丽，讲究遣词造句，也注重篇章结构，采用的是针对知识精英读者的文体，具有很高的品位。而《修养》一书是在《实业之日本》杂志上连载以后，结集成书的。《实业之日本》是一本以工商从业人员为对象编辑发行的修养杂志。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本通俗读物。在当时娱乐媒体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这样的杂志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深受读者喜爱。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行量已经近10万册。面对这样一本杂志的读者，新渡户采取的叙述方法是“文字通俗易懂，即使引车卖浆者、砍柴的樵夫也能读得懂，所以，省略了错综复杂的情节，写作过程中注意文章平铺直叙，浅显易懂”（《修养》序）。据新渡户的后人新渡户琴子回忆，他在开始连载之初，每次都把写好的文章读给家里的保姆和仆人听，然后进行修改，直到他们能够读懂后才交给杂志编辑出版。可以看出《修养》一书的文体也是新渡户呕心沥血创作的产物。
此时的新渡户稻造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同时兼任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是留学美国和德国归来的知名学者，日本第一个农学博士。在象牙塔里，担任精英教育的新渡户稻造却非常重视对普罗大众的教育，他在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平民教育。第一高等学校主要是为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大学输送人才的大学预科（高中），这里培养出了许多位影响二十世纪的日本和世界的优秀人才。这与新渡户稻造推行的教养主义理念是分不开的。依靠自己在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新渡户稻造采取创办夜校，举办演讲会，在通俗杂志连载文章的方式，实施社会教育，推广修养主义理念。有人嘲笑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为乡野村夫、不学无术的青年撰写通俗文章。而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要对那些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或者上不起中学的青年进行教育，以期改变他们的观念。”“高深的理论尽管看来很棒，但是，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必须用浅显易懂的讲解，让大多数人理解。”（《我为什么要做实业之日本出版社的编辑顾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渡户稻造在文章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文体尝试。他所设定的叙述对象是普通的青年读者，采用第一人称“boku”（我）叙述的方式，在讲究身份的日语叙述中，明确指向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从教育家的高处俯视青年人，避免让青年人产生高不可攀的感觉。他的叙述语气就像知心朋友给读者的忠告或者建议那样，没有说教，读起来感到是肺腑之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新渡户稻造学贯东西，通晓古今，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格言典故。东方的《论语》、《菜根谭》，西方的《圣经》、《英雄论》，东方的和歌、汉诗，西方的诗歌、诗剧，古代英雄豪杰、圣贤名士的故事，现代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逸事……随时出现在他的文章里，读来生动活泼，不会觉得作者有意卖弄，而是感到文章深入浅出，事例丰富。在他平凡朴实的叙述中，读者会得到精神的慰藉，知识的涵养。
阅读《修养》一书，我们能够感觉到新渡户稻造是在倡导通过修养提升道德水准和人格魅力。《修养》涉及了青年如何立志、如何选择职业，怎样坚持信念、训练勇气，克己之心如何修养，如何对待名誉，储蓄、读书的方法，身处逆境时的修养、身处顺境时的心得，处世的标准等修养的诸多方面。新渡户明确指出倡导修养的“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平时尽自己的职责时所需要的精神准备，目的不是一跃成为英雄豪杰，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彩。功名富贵不应该成为修养的目的。自省而果断，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即使受到诽谤也能自得其乐，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怀着感激之情度过每一天。这就是我所讲解修养的目的”（总论）。他的核心思想是希望日本的年轻人恪守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本分”，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他通过讲述修养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期望“能够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安抚不满者的心”（序）。日本现代学者武田清子认为：“新渡户的《修养》是一本关于人格形成的优秀的论著。不仅在明治后期至大正时代形成一股时代思潮的各修养组织的思想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书中提出了贯穿一种价值观的新的人间观念，其中蕴涵着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民族气质的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新渡户稻造全集第七卷》解说）以儒道佛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近代物质主义观念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在新的精神道德需要重建的时代，新渡户稻造所提倡的以追求个人的精神独立，提升民族素质为目的的修养理念显示出了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