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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讽刺—《伤逝》浅谈
《伤逝》是鲁迅众多文章中位数不多的以爱情为正面描写题材的小说，它也被公认为最复杂，最难以猜透的小说之一。自《伤逝》面世以来，众多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或有根据的研究，或无根据的猜测臆想，有人认为这是映射兄弟失和，有人猜想这是鲁迅自身爱情的写照，众说纷纭。我个人认为，与其费尽心思地猜测作者的写作本意，不如把精力放在作品本身的研读上。而在这一方面，我比较关注作品的反讽的描写与表现，并想在此粗浅地谈谈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作品整体的反讽意味浓厚，这种反讽既体现在作品的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身上，也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下面我想依照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说明。
一． 对涓生的讽刺
作者在《伤逝》标题的下面表明着“涓生的手记”，而文章的第一段就直接写明的本文的写作原因：“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说明了《伤逝》是涓生为了表达自己的悔恨而写下的他与子君的爱情的回忆，是以他一个人的视角在讲述两个人的故事。涓生作为这段爱情的讲述者，其实也是被讲述者，其背后的真正的讲述对象正是作者。而涓生是否真的在对这段过往进行自我剖析式的忏悔，就从这种双重讲述中表现出来了。涓生在自我的讲述中多次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恰恰体现了作者与涓生的对立，从而起到了强烈的反讽作用。由此可见，“悔恨与悲哀”不过一场虚伪。
（1）讽刺之一：涓生自认为是受到了启蒙思想影响的有志青年，实际上也不过是个霸道的男权主义者。“整个故事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亲密时期”“疏离时期”和“忏悔时期”。这三个时期，涓生都占有绝对的婚姻话语权，无论是最开始的亲密无间，郎情妾意，至后来的矛盾重重，不断疏离，还是到最后的蟠然醒悟，深深忏悔，涓生都是占有着绝对优势地位的“爱情霸主”，他和子君之间的爱情走向，几乎都是以涓生的个人主观意见为准发展的。”在亲密时期，涓生与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尹博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从这最初开始，涓生便是两人关系的领导者，子君不过是受到他的“启蒙”的跟随者。而“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这段描写表现了两人对于那场求婚的不同的印象。一个常常“自修旧课”，一个却“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两人之所以会对同一件事产生如此大的记忆差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涓生的大男子主义。在涓生印象中，求婚时的言辞与举动都模糊了，唯有单腿跪下去的那一幕难以忘怀。因为在这个恋爱过程中，那也许是唯一一次涓生处在了“劣势的，等待宣判的”一方，这样的示弱破坏了他的男子霸权，使他“羞愧难忘”。
（2）讽刺之二：涓生在自我忏悔中看似把一切揽在自己的身上，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没有责任心的人。涓生在收到局里的纸条时，第一反应便是把责任推到那些所谓的“造谣者”的身上。同时大言不惭地说“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个月前还通过信。”，后面却说“但我的心却跳跃着”。很久之后，收到的《自由之友》的总编辑的回信也不过“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这些统统说明了涓生本身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与子君同居后的经济规划。那场求婚，或许更多是在求欢，并不意味着涓生做好了组建一个家庭的准备。
除此之外，涓生在自我忏悔的过程中多处默默地表达了对子君“堕落”的抱怨，引导着读者将这场婚姻的失败归根于子君。涓生一面说着“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一面却暗暗抱怨：“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是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这样的讲述往往使得读者认为这场婚姻这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而这隔阂却是因为子君的“自我堕落”，一心操劳家务，不再读书散步，与涓生之间难以沟通。以这种自我忏悔的手法巧妙地推卸责任，不过是涓生一贯为之。而这两面的互相矛盾，正是作者与涓生的对立，讽刺着涓生想要瞒天过海地推卸责任。
哪怕到了最后，涓生也未曾改变这一作为和态度。他对于子君的死表示悔恨，悔恨的却是“我不应该把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他认为子君的死不是因为他对于这段爱情的失责，而只是因为子君承受不住“真实”。他还屡屡暗示“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忌，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这些言语仿佛在说，涓生提出的爱情的结束，只是一心一意为了子君，为了子君能够有新的开始，能够决然再造生活，能够不与他一同灭亡。而子君“辜负了涓生的期望”，被父亲重新领回家中，最后走向灭亡。这一系列的事不是涓生的错，而是因为子君不再是那个启蒙的子君，她丧失了“勇敢和无畏”，她没有“诺拉的果决”。至此，涓生才算完成了对这段感情的讲述，“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自己”，为自己推卸所有的责任与过错，“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得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文章以涓生的第一视角进行悔恨地讲述，看似处处在自我反省，争取读者的同情。其实，涓生的讲述中到处可见漏洞，到处是矛盾，到处体现着涓生与第三讲述者的对立。作者对于涓生的反讽丝毫不避讳，直叫人明了。
二，对子君的讽刺
或许有人会认为，作者既然对涓生做了诸多讽刺，将他的男子霸权主义，薄情，无责任心等表露无疑，那么，作者对于这场爱情的弱者——子君，该是饱含同情，并加以宽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个人觉得作者对于子君也有着温和的讽刺。
（1）讽刺一：以新思想过旧生活。子君在文章中虽然不如涓生所表现得那般“科学”“先进”“民主”，但毫无疑问，她同样是一个接受了启蒙新思想的女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她才会“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短短的一句话，足以表达出子君内心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然而，在与涓生开始同居生活后，子君的表现却仿佛如涓生所说的那样“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她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倾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子君此时的形象在涓生眼里已变成了没有自我没有品性的封建妇女的代表。”子君就这样带着她的新思想过着封建式的旧生活，将自己一点一点地退化，最终变得远不如前。
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的结果完全是生活所迫，子君只是在生活的消磨中逐渐失去了自我的。诚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依旧认为，在这样的“堕落”与“退化”中，子君并非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而这应当从阿随说起。
“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做阿随。”我觉得阿随的名字大可以多加思索。其一，“随”可以理解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与子君刚和涓生同居的生活背景一致，可以接受。其二，“随”也可以直接理解为“随遇而安”“随处而居”等等，带有宿命观的意味。无论是哪一种理解都是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子君所不符的。这也难怪涓生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了。阿随的到来其实距离他们同居并不多久，可见子君也许并不单单是被生活磨掉了新思想的棱角，而有可能是自我选择了这样封建式的旧生活。
（2）讽刺二：因为自由而追求爱，又因为爱而失去自由。子君作为被涓生讲述的对象，并没有为自我辩解和说明的机会。她在整个故事中最为出彩的部分，应当是开头的惊天动地的一句
2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深刻地表明了她对于自我自由的渴望。而我认为，自主地选择和涓生恋爱交往甚至结婚同居，在子君的眼中也许都是自由的体现。她极力维护这一段感情，实际上就是在极力追求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为了这份爱情，她与自己的家人绝交，并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她就像“出走的娜拉”一样，除了“一颗觉醒的心”，什么都没有了。她将自己葬在了家庭的琐碎当中，饲阿随，饲油鸡。后来，油鸡也逐渐成了佳肴，阿随也留不住了，她只有涓生了。可是不久，她连涓生都没有了。正如鲁迅所问的“娜拉出走后怎样呢？”，要么堕落，要么回去。而子君是后者，她父亲把她领回去了，“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
她因为渴望自由而去自我选择，自我追求爱情。但是，这份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呢？她在这场爱情里一直处于劣势，为这场爱情失去亲情，失去看书与散步的时间，失去勇敢和无畏，最后回去了，便连自由也失去了。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却是最令人悲叹的讽刺。
三，对社会的讽刺
《伤逝》创作于1924年，之所以首先说明它的创作时间，是因为其时间背景对文章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其实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新文明式”的渴望和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都是收到启蒙思想影响的青年的普遍呼唤。《易普生专号》的出现，《玩偶之家》的大火，都使得众多女性希望像娜拉一样果决，追求自我的觉醒。而《伤逝》中的子君起初便是“未完全觉醒的中国版现实的娜拉”。鲁迅1923年时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学院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给自己的这个问题作出的回答是“要么堕落，要么回去”。而他在一年后创作的《伤逝》很有可能是他这一思想的再次提出，毕竟子君在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她的父亲领回去了。我个人认为，鲁迅安排的这个“回去”的结局是对于当时社会普遍提倡的“像娜拉一般出走”的反讽。
鲁迅向人们展示了一般娜拉出走后的结局，并在文中提出“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对当时人们一昧地追求爱情独立，却忘却了物质经济是爱情依附的基础的讽刺。同时，子君的结局也是对狂热地追求“自由恋爱”的讽刺。但这种讽刺不是要人们乖乖地服从封建式的无爱的婚姻，反而是在倡导人们要不断吸收新的思想，不断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只有社会的整体达到了文明进步，社会经济取得发展，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众多希望，比如男女平等，比如婚姻自由等等才能成为可实践的追求。
所以总的来说，《伤逝》中无论是对涓生的讽刺，还是对于子君的讽刺，其实归根到底都是鲁迅对于社会的冷静反讽。但正如我开头说所的：“自从《伤逝》问世以后，为把它模糊意义看明白，不少研究者都从作者创作的动机和心绪这一路径做出了阐发。其中最为信而有征，又最让人不解的是周作人提出的观点:“《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而且“信誓旦旦”地说:“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3一面对周作人如此自信和郑重提出的这一观点，我们的确不该4掉以轻心。”。因此，我虽认为《伤逝》中最引人瞩目的毫无疑问是其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也费了些心思将这些讽刺粗浅的理解了一番。但也自知，最后一点“对社会的讽刺”实际上很是缺少说服力，当真可说是一番猜测，而将这种猜测写下也只是想浅陋地说说自己的理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