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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读后感
《思痛录》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大约10年前出版的，我看过不止一次，每次都能让我沉思良久，心底深处感到一种震撼。我也爱把它推荐给我认为可以比较深入讨论问题的朋友。就是现在每次上书店，也都爱顺便看看这本书还有没有在卖，可惜一直都没再有。
这是一本回忆录，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回忆录。但是它回忆的不是昔日的成就和辉煌，而是“痛”，回顾一生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反思之后的结果是“痛”。
为什么？这使我也一起随着作者朴实流畅的语言、小说一样的叙事，思索，再思索。读过之后，觉得这本书的分量非常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真诚、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但反思极权体制的荒谬，同时也解剖自己的灵魂。
作者韦君宜生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辑出版了很多著作，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一二 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放弃了爱好的学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
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有人从1957年反右开始，有人从1955年“胡风案”开始，但韦君宜的回忆从1942年 前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一般人对“抢救失足者”运动比较陌生，但对与之相关的“整风运动”大都非常熟悉。前一阶段我们单位开展干部集中教育活动，领导讲话时还在重温延安整风精神。与学术著作相比，回忆录有可能在细节上与史实有所出入，我也看到过个别当事人的文章，就《思痛录》的细节提出质疑，但是 文章的个人视角和个人经验给人的真实感受是史实资料难以替代的。
原来只知道“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康生的一大“功绩”，是继当年苏区揪AB团之后又一次扩大打击面的极左运动（现在的党史教育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我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去年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时就明白了一些以前总是被含糊或是回避的问题）。当时在延安十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包括“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的特务。但其中究竟如何荒谬，以前并不很清楚。
《思痛录》让我们近距离直观地了解了当时的情景：“特务”队伍逐渐扩大，从成年人到中学生再到小学生，一直到六岁的小特务。报社新来了年轻文书，弟弟就是 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韦君宜问这个同事：“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方淡淡地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通 过这些似乎漫不经心的对话，《思痛录》使得“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荒谬一目了然，正如通过杨绛的《洗澡》，更能领会那些针对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书中描述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敬礼道歉那段，也让我看后心里不平静——这是道歉了之的事吗？
这本回忆录不仅讲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还触及到当代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反胡风运动”、“反丁、陈运动”、“大跃进”、“反右运动”、“周扬事 件”、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事件已经被很多人、很多次讲述，《思痛录》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叙述的这些人和事，而是韦君宜充满反思的立场。她毫不含糊 地表示，自己从最初的“三反五反”开始，就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而且对历次荒谬运动的追忆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追问灵魂。
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 无法回避的共同经历。但很少能有人像她这样把“左”的思想和毒害义无反顾地倾吐出来，把当年政治运动中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和“随时变化的‘领导意 图’”痛加剖析，还把反胡风、反右斗争中的一些细节大胆披露出来。看 过很多回忆文章，有些揭露和反思也很深刻很彻底，但一般是从受害者或是旁观者的角度，极少有“加害者”能认真反思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恶”带来惨痛教训的史 料。
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人们的角色不断变换，有时是座上宾，有时又成了阶下囚，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具有过“被整者”和“整人者”的双重角色，有 些人即使不主动整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自保摇旗呐喊，客观上也起到帮凶的作用。但在回忆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把叙述的焦点集中在“被整”的经历，对“整 人”的经历或者略而不提或者轻描淡写。韦君宜写《思痛录》、巴金写《随想集》、季羡林写《牛棚杂忆》，都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负责。但我觉得韦老 更是难能可贵，因为她能直面自己走过的路，反思自己付出了一生的信仰，虽然这道路和信仰曾令她骄傲和荣耀，虽然其中的阴暗和错误并不需要她负责任，但她以 “痛”来警示后人，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令我十分敬佩。因此，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回忆录，也不仅仅是一本说真话的书。她的反思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
摘录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主要是作者的前言部分），也是在我看来这些话尤其重要：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 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 了。”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帮同 祸国 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 这。”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摘录以上段落是想说明这篇回忆录的价值是作者不但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社会，而且勇于剖析自己当时的行为和心路历程。实际上《思痛录》是叙事的，并没有过多的议论和理性的归纳和剖析，全是实录实感，情节也很吸引人。但她的文笔非常有功力，虽然平实朴质，但有强烈的感染力，直接深入到人心，让人触动，让人震撼。
感到震撼还因为读出了作者的真诚，在这样复杂的矛盾中坦露自己的真诚，尤其不容易。不仅有真诚还有勇气——不局限出于个人良知披露和承担的勇气，更难得的是追本索源的勇气、质询和探究的勇气。
因为与韦君宜的女儿杨团是同学，所以从杨团那里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出版的艰辛。《思痛录》大约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动笔。这也就意味着，这本回忆录从动笔到出版，经历了长达20年的时间，时间很漫长。大约1986年韦老就患脑溢血半身瘫痪，后又患脑血栓，《思痛录》大部分是在病床上完成的。90年代初，韦老中风后
不能行动也不能言语，一度以为自己见不到回忆录出版的那一天。她自己是一个出版家，太清楚这部著作的份量和中国出版界的规矩了。
一直奔走联系这本书出版事宜的是韦老的老战友牧惠，据他的文章说，“出书的事，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成功。有的出版社已经排了版，最终还是打了退堂 鼓。” 即使如此，韦老不愿意妥协，不仅拒绝了出版社改换书名的建议，还表示：“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所幸的是韦老终于在生前见到了这本书的出版，那 时她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说话了。
据说，很多老同志都关注着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是说出了一批有良知——不仅是良心，而是良知的老共产党人的心声。她的清华老同学，一二九运动老友于光远说过，韦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着（当时韦老已经卧床很多年了），就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曾看到牧惠的文章，描述书出版时的心情，“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 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实际上《思痛录》就是韦君宜的“遗嘱”，一份历经曲折终于公开的“遗嘱”，只是不是写给子女，而是写给国人：不只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批既有真知灼见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老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