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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与现实社会
《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巅峰之作，小说创作之时，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正处于风起云涌的时期，面对三四十年代英国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1848——1849此起彼伏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狄更斯与许多所谓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对英国的前途忧心忡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繁荣发展的背后潜藏着无数危机，狄更斯清醒的看到了问题，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中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仅仅只希望以积极的社会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来改变现实，《双城记》等文学名著应运而生。他们渴望通过文学创作来讽喻世人，警醒沉迷于纸醉金迷中的人们，如果任由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在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远的某些作家对于他的批评,说好说坏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在全文开篇的第一段中，“那时”和“现在”正是“当时之法国”和“今日之英国”。所以文章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是如此的恰如其分而又意味深长。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期社会各阶层矛盾景象的描写，和对大革命过程中的故事的叙述，来展示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真实的人性。
故事以梅尼特医生被厄佛里蒙得侯爵兄弟冤枉入狱为起因，叙述了在20年后，梅尼特医生的女儿露西重回法国找寻父亲，在银行工作人劳雷的帮助下，找到了居住于德法格酒馆中的精神失常的父亲，并与父亲回到英国居住。回程的途中，露西与达雷相遇并坠入爱河。达雷正是侯爵的儿子，但他憎恨于父亲和叔叔的罪恶行径，愤然放弃财产和地位的继承权来到英国。梅尼特医生感动于达雷与露西的真挚爱情，决定埋葬仇恨，同意并祝福了两人的婚礼。而在此时，侯爵仍然进行着罪恶的行为，最终被反抗的农夫杀死。更多的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革命的风暴正在成型。梅尼特医生旧日的仆人所开的酒店成为了革命的据点，他的妻子将贵族的暴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复仇。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终于袭来了。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把贵族一个个送上断头台。远在伦敦的达雷为了营救管家盖白勒，冒险回国，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梅尼特父女闻讯后星夜赶到。医生的出庭作证使达雷回到妻子的身边。可是，几小时后，达雷又被逮捕。在法庭上，德法格宣读了当年医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向苍天和大地控告厄弗里蒙得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法庭判处达雷死刑。就在这时，一直暗暗爱慕露茜的律师助手卡登来到巴黎，买通狱卒，混进监狱，顶替了达雷，梅尼特父女早已准备就绪，达雷一到，马上出发。一行人顺利地离开法国。德法奇太太在达雷被判决后，又到梅尼特住所搜捕无辜的露茜及其幼女，在与女仆普洛丝的争斗中，因自己枪支走火而毙命。而断头台上，卡登为了爱情，成全别人，从容献身。
小说对于大革命的叙述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主要通过梅尼特医生、露西、达雷、卡登德法格太太及其父母兄姐的故事，从侧面展现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状态。作者力图表现出君主专制和贵族统治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压迫，他通过描述整个法国社会的混乱、压抑、紧张的社会氛围，“在这纷繁势态的包围之中，辛勤干活的伐木工人和农夫已被忽略”，只有英国和法国的四位最高统治者“慌乱的践踏着国土，以一种高压手段履行他们神圣的权力。”而在英国，“没有老百姓期盼的安宁秩序与安全保障”，当时的英国首都也盗贼横行，强盗乱舞，市长乃至王公贵族的安全都难以确保，更何况其他地区。“暴民与士兵相互射击，谁也不认为这是越轨之事。”“成长排的各种刑事犯被绞死”，所有种种都使读者切身感受到一种极端的病态的生存状态。病态的社会塑造了病态的人们。在去往多佛的邮车里，三个乘客“各自将自己裹在层层包裹之中，既蒙蔽了他人的双眼，也遮住了心目。”当这三个人仿佛是全社会的代表，每个人都只能相信自己，而除己之外的他人都可能是强盗，是窃贼。“在这样的岁月里，旅客们很害怕一见面就相互信赖。”这样的一句话是如此犀利却又让人如此心酸。当人与人的信任难以维持，这个社会必将走向末路。上述种种，使大革命的到来是如此的理所当然。
如前所言，这部小说是一部政治讽喻类的小说，它本身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作者借以警示当时的英国当权者的目的，以小说的表现力而论，无疑是达到了，甚至更加的触目惊心。一部作品能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其作用和意义显然不会只在当时一时。小说中的种种情景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每天高喊着的“民主与法制”，几乎只存在于宪法的一纸空文之中。简单的“朱令案”十九年空悬，朱令从前途光明的青年变成智商如孩童的中年，其父母垂垂老矣，却求告无门。政治权力的潜在世袭造就了权力的特权阶层，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又造就了一批金钱的特权阶级，贵族名不在实已有。法律的尊严被践踏至斯，不足为奇。
仿佛是一种定律：每当社会处于大混乱、大变革时期，人与人之间总会变得冷漠，相互信任成为了与黄金等同的奢侈品。然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信赖一个陌生人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南京彭宇案”的发生让人们甚至不敢搀扶跌倒在路边的老人，女人在北京“最好”的医院门口出车祸，鲜血淋漓的倒在医院门口数个小时，医院不闻不问。围观众人，无人上前！人间冷漠，竟至于斯？！医院失职，罪莫大焉！达雷“人口众多，依旧孤独”的悲叹，是如此使人感同身受。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岂止今天存在，它早就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真实而残忍的呈现了。只是这样的“真性情”藏了数十年，现在有了机会，它们都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只现在，才深刻体会到鲁迅先生在写出“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现实还是往往令我吃惊不已。”这句话时的悲哀与无力。在鲁迅笔下出现过的“中国人围观砍头场面，甚至事后吃人血馒头”的情景，在《双城记》的故事里也同样存在。“人们如同花钱去看疯人院的表演一样，也花钱去看老巴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花钱更贵。” 是作家们的思想共通，还是历史惊人的相似？
在小说描述的环境里，大部分人与被人役使的兽类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人都只能在这一部巨大的社会机器中被迫运转，而敢于反抗的人要么被转轮搅成肉酱，或者破坏这部机器，但结果也只是再造一部更大、更可怕的机器罢了。大多数人是不敢反抗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①君主和贵族统治的制度在法国存在何止百年，早早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政治与利益的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无形之网的长期笼罩之下，大部分人都会习以为常。正如狄更斯所言：“现有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曾经不存在的都是错的”。整个社会的人们都是“健康”，但总有几个人是病人。他们敢于怀疑旧制度，思考自己“生病”的原因，然而他们往往不敢反抗，只能摇旗呐喊，暗中出谋划策。他们大多是有知识的人，也能分得一小块利益的蛋糕。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分不到蛋糕却又要不停制作蛋糕的人，德法格夫妇即是其中代表。但这样的人带来的变革往往是畸形的，德法格太太与其他革命者陷入了复仇的深渊，他们滥杀无辜，对于正直善良的达雷毫不留情，而对于他的妻子露西和几岁的孩子也赶尽杀绝。革命显然走向了歧途。我们的国家也不乏摇旗呐喊的人，他们甚至获得了“公知”的美誉。今天指责某某，明天唾骂他她，何其可笑、愚蠢、软弱。但我们的人民还是沉默的，他们还在期待。
《双城记》的世界无论多么病态，总还有为爱情挺身而出的律师助手卡登，也还有默默帮助的老银行职员劳雷，还有女仆普洛丝的善意保护，德法格的对革命的清醒认识。无论革命走入怎样的误区，但到底向着新的世界前进。一切的一切又是那么的充满希望。我们又怎能轻易的失望呢？非典的众志成城，汶川地震的万众一心，雅安地震的守望相助，这是我们的善良。钓鱼岛之争的出离愤怒，这是我们的骨气。只是，再少些叫嚣的人，多些实干的人；再少些浮躁的心，多些沉淀的心。
① 选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7月，前言，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