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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美国》读后感
本书选择的切入点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由此展开这桩政治色彩鲜明的婚姻以及传奇女性宋美龄对蒋介石今后一生政治生涯的影响。
蒋介石由早期的亲日、联苏走向亲美，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宋美龄的影响。他曾经借由美国之手走向世界舞台，也曾在被其抛弃时饱受羞辱。中美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从记录中，我们或许得以一窥历史的启示。
书中一开始引用了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求爱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求爱信写于蒋介石被逼下野之后，措辞恳切热烈，同时在言语之间也适度收敛了贪婪的野心。当然，打动宋美龄芳心的不只是这一封求爱信，自然还有蒋介石的远大前程。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这一婚姻被当时的媒体精要地概括为“中美联姻”。
蒋介石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而宋美龄则自幼在美国接受全面的西方文化教育。书中提到：“她的英文说、写流利，是地道的美国南方风格，她从思维习惯到生活方式都已‘全盘西化’”。这也奠定了宋美龄崇美、亲美的思想接触，更重要的是，这桩婚姻直接影响了蒋介石之后的政治生涯，甚至是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
蒋宋联姻带给蒋介石的不仅是美貌与财富，书中引用海伦·福斯特·斯诺在《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的一段话说：“显然，这门婚姻是在蒋中正、洋化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但蒋中正是一个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的军官，他个性强悍，雄心勃勃，他们两人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同时议论说，蒋宋联姻是蒋介石针对当时的政治困境实行“以退为进”战略中积极地一步。而事实证明，这桩婚姻也确实将蒋中正带离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帮他摆脱了被迫下野的尴尬境地，将他重新推向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而这仅仅还是第一步，蒋宋联姻更深远的影响是促使蒋介石把自己的政治赌本从押在日本转为押在美国一方。中国近代的各派军阀势力背后无不是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而蒋介石借由宋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赢取了美国作为其今后在政治斗争中的后盾。同时，美国在国际间的崛起也为蒋介石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政治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战，而宋美龄则参与了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建设和对美国的宣传工作。由于宋美龄的不懈努力和无与伦比的外交能力，当时的中国空军迅速具有了一定规模，并且赢取了援华美国空军陈纳德上校的全力支持与帮助。在这里书中详细描写了陈纳德对雍容得体，优雅大方的蒋夫人强烈的第一印象，以及之后陈纳德完全为宋美龄的工作态度和个人风度所倾倒，成为了宋在空军建设中的得力助手和崇拜者。宋美龄的外交手段以及对美国人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抗战初期对于美国远东政策的不满，到宋氏三姐妹联手对美宣传，在美国掀起空前绝后的“外交旋风”，加之随之而来的美援和道义支持，宋美龄在中美关系上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精通英语，通晓西方文化，充当蒋介石与美国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充分博取了美国民众的好感以及对中国抗日工作的同情。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跻身强国领袖的一个标志，罗斯福为了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而把蒋介石捧上国际舞台。表面上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夜之间飞升，从累受屈辱的殖民地国家一跃而成为能与美英苏相提并论的“强国”。而实际上弱国无外交，此时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仍然只是大国的棋子，任人摆布。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与列强“讨价还价”，尽可能地赢取了一系列对中国有利的条件，极力减少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书中特别提到了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后起草的《开罗宣言》基本就是以这次秘密会谈为依据。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要求收回东北4省、台湾和澎湖、辽东半岛的中国领土，并要求一并归还大连、旅顺二港。
而书中也提到蒋介石在说到琉球群岛问题时提出了国际共管的原则，希望战后由美国和中国共同管理琉球群岛。这一举动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极为不利，而此后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受到了中国学者的严厉指责。会谈中罗斯福和蒋介石在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处置等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约定战后中美将订立某种共同防御的协定。
然而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谈背后，罗斯福仍然对蒋介石深怀不满，本书引用了会谈后罗斯福对儿子说的话：“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可以看出美国拉拢蒋介石的唯一目的仍然是出于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一向是尽可能地使战场远离本土，而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军队则不啻为当时战局下的最佳选择。
在开罗会议中，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与翻译员的身份出席了所有会议和宴会，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书中特别举例提到，宋美龄曾经指出了身为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在翻译《开罗宣言》时的一处细节错误，由此可以窥见宋在蒋介石与欧美列强交往时起到的重要作用。
开罗会议取得的成果令中国国内为之一振，中国各界人士和欧美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宣扬开罗宣言对于战局和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开罗会议可以说是蒋介石与美国交往史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藉此向战乱中的中国展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前景，而这个虚幻的未来却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化为泡影。
书中提到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达成协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将开罗会议上决定的中、英联合反缅甸的计划一笔勾销，决定将兵员、物资转移于欧洲战场；斯大林答应美国于击败德国后出兵中国东北，但条件却是中国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对此罗斯福均表示同意。
就这样，蒋介石被美国出卖，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错误，而随后到来的太平洋战争则揭开了历史上美蒋争权的一页。
美国需要让中国继续作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以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实力，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1942年1月3日，由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对此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却从没想到这个头衔只是一个虚名，书中引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的话说：“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即便是蒋介石的中国军队，美国也想插一手加以控制。
这时史迪威被美国方面任命为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书中提到史迪威坚决执行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而这一举动直接危害了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勾心斗角从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与美国在战争主控权上的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在访华的过程中甚至在汉口见到了共产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书中提到他与周叶二人共同进餐，并对他们产生好感。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地坦率，有礼貌，友好而直截了当，和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形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和傲慢”。
而相反，他对蒋介石的印象非常不好，他在日记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是：“他没有做些事情的意图，或者他对与一等强国作战应如何做准备的意义全无理解。”
史迪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战局的混乱有着充分的理解，而他的字里行间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蔑视，具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特殊身份决定了美国与中国很难协调好两国利益。
随着英国与日本对战的惨败，中国军队在美国的引导下入缅作战，以惨烈的代价击溃了日军，战果卓著。但是战场上随之而来的失败又进一步激化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书中说道中国军队在混乱的指挥和不良的协作下，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10万远征军付出了6.1万人伤亡的惨重损失，生还者仅4万人。
由此见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依然只是利用中国军队的血肉顶住日军的枪口，史迪威利用美国的军队拖延战事，造成极为惨烈的伤亡，直接导致了后来愈演愈烈的史蒋冲突。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直至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再到最后蒋介石向美国方面要求调回史迪威，这一时期蒋与美国的关系如同行走在刀锋上，微妙而艰难。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美国舆论起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国内渐渐有了反蒋的声音，一时间美国兴起了对于共产党的同情。
而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访问后却站在蒋介石一边，随后美国政府便确立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从表面上看，美国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一举动确实符合蒋介石政府的利益。而实际上美国却只是为了扶植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而利用蒋介石的反共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对华政策间接助长了中国内战的危险性。帝国主义不会使中国富强，列强只是借由国民党政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随着日本的全面投降，中国打响了国共战争。美国对于蒋介石的慷慨援助激起了其军事剿共的想法，由此，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而此时虽然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很不满意，却依然继续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把赌注押在国民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蒋介石在国共战争中失败而丢掉中国。
对共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战争中蒋介石低估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从而造成了轻敌和盲目乐观。国民党政府一迁再迁：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为了赢取美国的帮助，蒋介石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出卖中国主权利益的商约和协定，可甚至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美国政府仍然在是否大力援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宋美龄在美国请求援助时遭受的冷遇更是反应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于一个正在瓦解的政权的冷淡。
书中写到，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进一步表示了美国对于蒋介石政权的失望，表示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政权，从而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逃亡台湾。蒋介石从权倾一国的权利高峰跌入政治生涯的低谷，而这时美国却在还台湾问题上雪上加霜。
书中引用了江南在《蒋经国传》中的描述：“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在这一黑色时期中痛苦反省，他承认了过去对于美援的依赖心理，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需要自力更生才能不仰人鼻息。他的感想十分深刻而有意义，其在之后与美国的接触中也明显多了许多勾心斗角和暗中争权。
本篇读后感引用了《蒋介石与美国》中第一到七章的部分内容，论述了美国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起到的部分影响。从开罗会议到退守台湾，美国把蒋介石推上过权力的高峰，也在其危难时落井下石，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究其根本，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其行动的根据必然是本国的利益。把美国作为强大的政治背景固然可靠，然而用主权换取经济援助的行为则极不可取。
纵观这一段历史，美国在反共问题上对于蒋介石的背叛固然将其推向人生的低谷，然而也不失为对蒋更至于对全民族的启示。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如果想要屹立于世界，那么必然要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必然要以自己的双手去劳作，否则仰人鼻息，为人奴役，则永无出头之日。
最后选用本书结尾引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身之力量而专看外人之颜色，以便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以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已有自保自强之道，而乐观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