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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韬奋全集》有感
石尚 140610232
邹韬奋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先后编辑过１１种报刊，一生著述繁富，不仅在几十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政论等，而且在媒介（新闻）批评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他的有关评述性文章中，针对当时新闻媒介及新闻作品、新闻现象等进行解读、分析、品评的文字为数不菲。学术界对于邹韬奋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比较充分，但至今尚未见到对其有关新闻批评的贡献进行系统缕述的文章。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邹韬奋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其新闻批评实践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一
邹韬奋虽然没有直接对新闻批评进行过界定，但他曾经在《批评的真精神》一文中，从广义的角度回答过“什么是批评”这个问题。他明确地说：“批评就是鉴别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优点或缺点。抉出优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优点能够永久保存，并且使得别人知所观感。抉出劣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劣点不至无改良的觉悟和机会，并且使得别人不至蹈其覆辙。”他曾在《可以不必做的文章》的新闻批评专论中，将其新闻批评文字比喻为“舆论的舆论”。他力主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而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尤其不能将批评作为个人发泄私愤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批评是要顾着所批评的题目，鉴别他的优劣，不可于题外东拉西扯，溢出范围，作无谓的噜苏；并要知道批评的本旨无论在积极方面或在消极方面，都是心存好意，欲求存善去恶，不可藉为攻讦之工具，以泄私人的仇恨。”如果打着批评的口实，题外生枝，对批评对象进行人身攻击，满纸虚骄恶毒之气，韬奋认为就是失掉了批评的真精神，而失掉了批评的真精神，同时也就失掉了批评的真价值。何以如此呢？韬奋解释道：“有了批评的真精神，可使是非明白，没有批评的真精神，反使是非混淆。有了批评的的真精神，可以长进研究者缜密心思和审慎态度，没有批评的真精神，反使谩骂长其恶毒之心增其凌人之焰。”也就是说，批评是任何事业在前进旅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我以为批评也可以说是进步之母，最无进步希望的讳疾忌医，不愿人批评，甚至不许人批评。”批评当然包括新闻批评，因此，邹韬奋认为对新闻批评及其功能也可作如是观。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出于职业的习惯，邹韬奋对国内外新闻事业的发展现状甚为关注。他不仅平时注意搜集和评述有关国外新闻界的情况，就是到国外旅行，也非常重视对该国新闻事业进行实地考察。他在介绍国外新闻界的情况时，常常要与国内的新闻界现状进行对比，以促使国人对新闻界的落后现状有清醒的认识，而后谋划改良之策。１９３３年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苏联的出版事业》一文，在用翔实的数字介绍了苏联的新闻出版事业在革命后的飞速发展的情况后，在文末不忘提醒读者：“在今日的中国，有日销十万份左右的日报，已算是刮刮叫的‘大’报，有每期销到十几万份的周刊，便引起注意或嫉妒，甚至引起强有力者的压迫和觊觎，其实以中国人口之多，在出版事业的种种障碍排除之后，服务于出版界的人们将要忙得转不过气来！区区十几万份的出版物算得什么！”把国内新闻界的现实放在国际背景下进行观照，其认识意义更为强烈。在《土耳其严厉对付捣乱的西报记者》中，他缕述了几起不公正报道土耳其有关情况的西方记者被驱逐出境和吊销护照的事例，接着话题一转：“反观我国，惯于造谣惑众丑诋中华民国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虽经党政当局议有取缔办法，令全国海关及邮局扣留该报，不与递寄，又令外交部向美国公使交涉，将该报记者索克斯基驱逐出境，但这个无恶不作的记者何时出境，阒其无闻，而所谓《字林西报》者，仍毫无忌惮，肆其咆哮，视中国政府及国民如无物。”在这里，新闻采访已经与国家的主权联系在一起了，而这却是当时很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二
客观公正是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推崇的一项基本新闻工作原则，但绝对的客观是无法做到的。就是那些以客观的形式进行报道的新闻，也无法完全掩盖隐藏在其字里行间的主观倾向。邹韬奋多次对报纸上的有关新闻进行个案剖析，重点揭露其客观报道形式所遮蔽的主观倾向，以引导读者提高阅读能力，是邹韬奋新闻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４日，《时事新报》报道了著名雕塑艺术家江小鹣与其妻朱湘娥离婚，未几又与其已逝之友的妻子徐芝音结婚的消息。这样的新闻在报上披露后，一时间轰传社会，满城风雨。邹韬奋在《江朱事件》中，就《时事新报》的有关报道进行了分析： 《时事新报》关于此事消息的来源，谓“有悲朱女士之际遇者，为谈其间经过情形，希望社会有所主张，”显有为朱女士抱不平的意思。《时事新报》虽似以客观态度叙事，但字里行间，亦可看出为朱女士抱不平，例如第一日新闻的末段：“书据（指离婚书）既经确立，七载相安之夫妇，遽告仳离，朱女士怀书归校，芳心忐忑，如失魂魄，夜卧宿舍，时适凄风阵起，冷雨敲窗，女士怀念爱人，不觉黯然饮泣，出书重读，血泪俱下，然度小鹣此时，必呈书于某夫人之前，方欣然乐道其家庭革命之成功也。有与江朱审者言，若小鹣之亡友陈某者死而有知，亦正大可自负其有先见之明，而幸其妻儿之得所，盖非知己之友，岂能以妻儿重托之，且终托之哉！言下慨然！记者握管至此，亦为之凄怆搁笔也。”“慨然”的几句话，尤尽挖苦之能事！邹韬奋认为，两性关系，只有完全出于双方自由选择，彼此都合于彼此心中最崇拜的人，才有双方的真正幸福可言。倘若牵于人为的束缚，无论是经济的，或是制度的，或是传统思想的，都只有痛苦。报纸对这样的事情应该秉持中立的态度进行等距离报道。但由于人们先天的同情弱者，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女子处于弱势地位，应该受到社会同情，因此，号称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主观倾向性来。
至于国外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其主观倾向更是明显。１９３３年７月，邹韬奋被迫出国作环行全球的漫游。在漫游期间，他“一面忙着阅看有关系国的书报刊物，抽出一些余下的时间‘走笔疾书’。”在伦敦期间，他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英国新闻事业的观察记，其中《英报背景和对华态度》一文就专门分析了英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中，遇有中国东北的新闻，向来只有“满洲国”的字样，但遇着英国人在东北被海盗绑去，“中国”字样似乎万不可少。所以便在大标题上大写“中国土匪”（“Chinesebandits”），描写海盗怎样怎样的残忍，看报的人就把它当作一般中国人的真实写景。以至邹韬奋每每听到英国的朋友老实地说，在他们未和中国人做朋友以前，见着中国人便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畏心，有的就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看待。邹韬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他们的报纸乃至一切出版物对华态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这一分析性的结论，由于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对于人们认识某些媒体的真实面目确有极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