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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后感》
在书院去年组织的一次读书会中，法协的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这本书，经过了一年，我慢慢啃完了这本书，甚至为了看懂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我甚至还看了中央财经大学老师的宏微观经济学MOOC课程，也参考看了黄达老先生的《金融学》，这让我对《国富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然，读后感也参考了别人的读后感。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好处。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应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适宜。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取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透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构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群众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好处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理解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务必放下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能够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能够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透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但是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国富论》读书笔记3篇《国富论》读书笔记3篇。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
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16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 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务必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光去选取。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明白他自我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状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状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到达一个他并不想要到达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必须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我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状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明白，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透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好处，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 国的经济增长更有好处，属于另一个问题，在那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