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报告（精选3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高层辞职报告”。
第1篇：政府官员辞职申请书
各位代表：
由于工作岗位变动，自2014年1月13日起，区委同意我不再担任宝轮镇人民政府镇长职务。按照组织原则，在今天的大会上，我申请辞去宝轮镇人民政府镇长职务，恳请各位代表同意。
我自2009年8月开始主持宝轮镇人民政府工作以来，至今已有五个年头。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与机遇挑战的多元，五年来，各位同志表现出的非凡拼搏精神和虚怀若谷情怀，启蒙了宝轮城市气质养成，添助了宝轮跨越发展的新活力。在此，向同洒辛勤汗水、同创魅力新宝轮的同志们道一声“辛苦了”!正是有了你们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才有了宝轮今天的巨大变化。
这五年，宝轮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增速再创新高。2014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0700万元，是2009年的2.5倍。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达到5亿元，是2009年的1.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11230元，比2009年增加6846元，年均递增22.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345元，比2006年增加2576元，年均递增15.8%。
这五年，宝轮有效投入持续增加，产业配置日趋合理。我和政府班子成员一直坚持“工商强镇”战略，紧紧围绕广元纺织服装科技产业园、宝轮新材料工业园等工业项目建设，着力资源转化，优化投资环境，坚定不移地实施大抓工业，抓大工业，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工作思路，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五年共引进项目30个，到位资金达20亿元。五年共向上争取资金8.5亿元，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亿元，目前，我镇工业主导地位初步形成，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强镇发展后劲增加，宝轮未来发展目标更加清晰。
这五年，宝轮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城市框架全面拉开。而今的宝轮，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建成区面积由2009年的3.5平方公里拓展到6平方公里，新建城区主次干道13条、新修道路16公里，“五纵八横”的城市框架基本建成;若干个个商业住宅小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城区供水管网改造升级全面完成;城区河流综合治理相继实施;城市亮化、绿化、美化、城市综合执法向村社延伸，城市建设管理不断加强。宝轮已经成为全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五十百千优美示范镇”、“省级卫生镇”、“省级生态镇”等城市品牌集于一身的亮点城镇、城市新区。
这五年，宝轮社会事业百花齐放，民生工程彰显实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市民共享到了“发展”的成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更新、更高的幸福指数。五年累计实施28项民生工程，投入资金3亿元;新建镇综合文化站1个、保障性住房420套;新建或改扩建村(社区)办公场所26个;改造农村危房7000余户，改建农村危桥9座;转移农村劳动力3万人。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稳步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标准逐年提高。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文化活镇、教育兴镇”战略大力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形成了经济发展、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回首五年来的历程，在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一道在宝轮这片热土上攻坚、冲刺、拼打，经历了诸多的挑战和考验。回想起2008年9月4日爱国洪灾、2008年初春那场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7.16特大洪灾等自然灾害来袭时的惊心动魄和同志们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抗灾抢险的缩影，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还记得地震那年的6月19日，我们率先开干起了灾后农村住房时的欢欣鼓舞，记得那首条重建道路清江大道通车时的奔走相告，如今一条条道路、一栋栋民房、一个个公园休闲地都已成为广大市民生活晨练、漫步、休闲的聚集地，还记得纺织园区开工时的盛大典礼，还记得获得省级卫生镇称号时的欢欣愉悦……从废墟到重生、从悲壮到豪迈、从原地起立到发展起跳，宝轮人民挺起脊梁，化危为机，一起创造了奇迹，铸就了辉煌。那时，我们提出的紧紧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工商强镇，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宝轮”的基本思路和牢牢把握“建好一城、培育两心、推动三园、提升四片”的战略重点，取得了成绩，也积累了经验。五年的发展变化不仅得到了宝轮人民群众的认可、社会的认同，更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肯定。
总之，过去的五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途，也是我适应角色转换、艰苦创业、考验意志、励炼成长的五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各位人大代表、全镇干部职工、村社区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以学平同志、文武同志为班长的镇党委的坚强领导和个人帮助。特别应当重点感谢的还有，在我担任镇长的五年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其炳、明福、德光、云清、含祥、延国等同志和已故的晓清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你们为宝轮的事业付出了太多太多，宝轮人民感谢你们。在座的各位如蒲涛、建坤、庭全、学明等同志尽管我今天不能一一点出你们的名字，但你们的每一次工作努力和无私奉献以及对我像亲人般的关怀都永远印在我的心中，刻在我的脑海中，激励我人生的每一个历程。五年的实践，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离上级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尚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指导农民增收的措施还不够力度，协调部门服务当地的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我深知，在今后的岗位上，要履行好职责，还必须加倍努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切实加以改进，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指出我的不足和过失，以利党的事业、以利宝轮人民的事业、以利我个人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同志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理解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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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辞职报告之官员辞职后去了哪儿
官员辞职后去了哪儿
近日，一篇《网红县委书记辞官这半年：档案被塞人才市场》的报道，让曾主政湖北巴东、红遍互联网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官员辞职，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平台，人才的良性流动值得肯定。
陈行甲的履历堪称完美：70后，清华大学全日制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派留学，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6年9月，入选湖北恩施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在一串名单里，他年纪最轻。
为了推动当地发展，他演唱旅游歌曲、录制宣传mv、参与3000米高空跳伞，为巴东旅游代言，被称为“网红县委书记”。去年9月，他辞去官职，半年后投身公益，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任教，并发起一个儿童公益基金会，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
46岁的他开始租房子，挤地铁，赶公交，个人档案也像无数应届生那样，被塞进了人才市场。
“‘领导’这个词已经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草根”出身又回归“草根”后，陈行甲不断重复着，“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官员了，我要找很多政府官员办事情。我的态度也摆得很正：我说我是学生，我恭恭敬敬地去请教，去报告，去请你支持。”
他的新伙伴刘正琛，原来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是一名白血病患者。15年前患病之后，这个当时的北大学生建立了大陆第一家民间脊髓库，并发起成立前述基金会。2008年，中国派了10名代表赴希腊迎接奥运圣火，其中就有他。
辞职后，陈行甲已从巴东南下两千里，挤进深圳。第一站，他去了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塑像。2017年春节后，刘正琛首次与陈行甲通了电话。
陈行甲雄心勃勃地表示，他不做简单的“找富人筹钱给穷人付费”，不做金钱的搬运工，而是既治病又建立数据库，要探索规律，直到某天能告诉国家：救助儿童白血病要解决哪些问题、分别要多少钱、难点在哪儿、有无标准化的治疗指南和路径。
多年前，刘正琛也试图进行这个社会试验。久病成医的他深知，公益组织对白血病救助慎之又慎——捐助一个白血病患者，可能动辄数十万，而这钱可以救助数十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每年帮助数百个高中生。
今年3月，陈行甲、刘正琛和团队成员共同抵达深圳的对口扶贫城市——广东河源。在熟悉二人的同事看来，陈刘搭配相得益彰：陈行甲善于定框架、组织协调，适合负责传播、对接外部资源；刘正琛本身是病人，熟悉治疗流程，又掌握专业技术；陈善于发掘事物优点，刘常能察觉到隐藏的问题。
刘正琛和陈行甲走访了患儿家庭。他们发现，河源现有儿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费25万计算，实现兜底治疗需要2425万元。尽管现行医保的报销率较理想，但医保药物目录更新较慢，许多新药可能未纳入报销范围，“初步预计，白血病的综合报销率为50%，缺口是1212万元”。
新阳光、恒晖两家基金会已经备下一系列组合拳，他们计划成立医疗技术评估中心，分析治疗路径，以供决策；打算招社工，向病人介绍社保政策，并寻觅进修机会，提高河源医生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水平。
每遇同道中人，他都兴奋不已。试验启动不久，已有180多人填表应征志愿者，包括知名机构的研究者，还有6人表示“不计待遇”，“巴东和宜昌有几个局领导，也和我说要跟着做公益”。
转身后的陈行甲，松了一口气：“我在这里，同样很好。”
兼顾人才流动和防止利益输送
5月6日，绍兴公务员阎益丰在微信上发布了一篇2000字的辞职长文：自己的经历，11年公务员的感悟，离职的原因以及未来的计划……和其他悄悄走的离职同行相比，这种颇为高调的做法，让阎益丰在短时间内成为焦点。
阎益丰离职的时候，正在绍兴一个区单位里挂职。挂职前则是在区里一个局机关做科长。挂职时间是两年，如果不出意外，挂职期结束，他就有望升职，成为某个区局的副局长。
今年4月，有媒体发布消息，江西景德镇市委“70后”常委、宣传部长汪剑平离职，出任太平洋保险江西分公司党委书记。
汪剑平的选择，为有经济管理背景的官员“下海”再添一例。
生于1973年11月的汪剑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有丰富的企业和政府经济部门管理经验。他曾在中国光学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凤凰光学集团从事管理工作5年，在上饶市经贸委、江西省发改委等主抓经济的部门任职8年。最近5年，他在景德镇市历任副市长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汪剑平的去向，与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基本相同。2015年5月，张毓华离职担任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近年来，很多厅局级、县处级官员离职转行，他们有的转行做公益，如湖北巴东县委原书记陈行甲；有的投身创业，如湖北秭归县人社局“85后”的原副局长黄艳；有的入职企业，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离职后任格力副总裁。
对于官员离职之后去向，《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提出总体要求：“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今年5月，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4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的从业行为：不得受聘原管辖范围内企业、申请辞职时要如实报告从业去向、健全公务员辞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等。
第3篇：辞职报告之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辞职官员有19名，行政级别最低的为副科级（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级别最高的为正厅级（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时最年轻的28岁（赵光华）。2015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梅永红、江苏省仪征市委书记程希、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还有5名厅级干部。
有媒体说，这是始于2013年的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
他们为什幺辞职
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其中，收入低、晋升难，为了圆梦和“为官不易”等四大原因，是普遍被提及的。
梅永红辞职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但他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迅速被各媒体翻出，作为其辞职的“注解”。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元，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当然，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2013年7月，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高调”辞职，在当地论坛发表感言《我为什幺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赵光华直言，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收入不行和上升空间有限。“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过去，压力和责任非常大，与之相应的，收入却不高，基本上是风险大而收益固定。我当时想，到社会上起码风险越大，收益可以越高。”
去年5月，30岁的黄艳辞去了湖北省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一职。她说，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5万元到6万元，“没有隐性福利”。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除了收入低，晋升难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辞职原因。2010年，25岁的黄艳参加了宜昌市公开招聘科级干部的考试，于3000人中竞争200个名额，最终入职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为“黄副局长”，副科级。“年轻人都很想做些事情，不是怕吃苦，只是吃了苦希望有点回报。但我们的晋升渠道很狭窄。”黄艳说，“我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人，两三年就可以‘扶正’，只能说我没那幺优秀吧。再者当下选择也很多，不一定做行政工作一路干到底。”5年后，“黄副局长”选择了辞职。
实现梦想，是辞职官员经常提起的另一个原因。
2014年12月，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陈延武是医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9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自己的梦是中医梦，“自己更适合当医生”。
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一篇据称是周慧的辞职感言在当地网站流传，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尽管理由各自不同，但在官方媒体看来，主要是因为“为官不易”。
2014年1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文章称，辞官者的动机虽然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处级干部说，官员到民企任职，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担心官员辞职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有“对权力二次开发”之嫌。还有人提出，官员辞职下海要防止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即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
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意愿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幺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有媒体表示，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统的8人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原副区长刘有贵就是一个官员辞职下海的反面典型。据媒体报道，2002年刘有贵辞职下海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人脉”的掩护下，空手套白狼，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四五年后，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2009年，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依法判处刘有贵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万元。
微信公号“侠客岛”撰文称：所以，一方面，要让纪委、审计署的同志多受累，严格做好官员的离任、辞职审计，干干净净出门，同时有必要将审计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有必要严格界定《公务员法》中关于“直接相关”条目，哪些工作领域不是官员辞职应该去的，或者规定年限内不能从事的，是否要列个明确的“负面清单”？考公务员不容易，辞职哪能“说走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