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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咨询之新制度经济学
文章导读：传统的企业文化理论作为一种经济文化却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根据，九十年代以来，从企业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企业文化功能的经济学依据。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文化是经济文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方法，并使规范分析多于实证分析，还指出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实施企业文化战略的必要性。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学的人性假设到底是什么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论述了几个个方面，一是制度在塑造人类的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三是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
企业的制度失效也好，显规则与潜规则不一致也好，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制度缺乏人性的设计。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解释企业的文化现象，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在科学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
人的动机是双重的：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一个假定是，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人只具有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二个假定是人只具有有限理性，这一假定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即通常所说的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建立在“理性行为假说”的基础上，而人们所作出的选择只有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才合乎理性，除自身最大利益之外的任何行为必然为非理性行为。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伦理经济学思想批判传统的假说，森认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善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
科思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如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作为个人预期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但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科思认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会在财富与非财富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广义的效用”包括各种有形的收益与意识形态带来的效用两者之和，拓展了以往效用的概念。个人往往在成本与广义效用最大化的比较中去从事集体行动。
人的有限性是由K·阿罗引入的一个原理，就是说，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科思看来，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就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别。
显规则就是企业的明文的制度，潜规则就是实际执行的基本作法。在国内的不少企业，形成了一种“做秀”式的企业文化——伪企业文化。这种伪文化就是显规则与潜规则不一致。这是导致企业文化的不健康的主要因素。比如，制度订立的是一套，实际通行的是另一套，如，某个员工因为和领导关系好，就可以绕过制度或管理部门直接找领导说一说，批个意见，而另行一套，制度对某些人形同虚设。
某些组织，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套，要求员工的是一套，自己行的又是另一套。领导为了自身的私利或是组织更大的私利。很多规则可以随意修改。长久以往，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成为组织的风气，最后导致组织的潜规则时时对撞显规则，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小贴士：深圳市上员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由精于企业文化提炼、企业战略管理、营销策划和企业品牌规划的多位权威人士和相关机构共同组建而成，汇聚具备多年相关工作经验和曾经在国际知名公司任职的众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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