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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
促进科学技术创新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动人的积极性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作用于生产力 制度创新带动思想解放和知识创新 提高社会的运作效率 规范市场经济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经济稳定
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
我认为,制度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着双重作用.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同样对作为生产力的经济具有反作用.一方面,如果作为生产关系的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那么这种制度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制度包括很多，如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产权制度,一些法律法规,等等.如果这些制度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那么这就会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良好的影响.综观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候,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中共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共十四大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共十五大的多种公有制形式理论，每一次理论的提出，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1980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1984年后的城市经济改革，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到江泽明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表明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起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保证.为经济发展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制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具有阶段性,层次性.也许一种生产关系在刚开始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许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另一中生产关系使其与之相适应.那么以前的这种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就到了,不再适应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还采取这种制度,无疑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另一种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显然封建制度已经不在适应.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其中有多次改革,如王安石变法啊,等等,都只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就注定其失败性.封建制度到后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越往后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一意孤行的仍采取计划经济的制度,肯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当时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经济没有活力,企业疲乏，人民生活低下.而当国家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开始改革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时,这种制度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产权制度改革,这些对经济有好的作用.由上可知,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避免不适宜的制度对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要进行制度创新,使制度适应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如今,我国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宜的制度,如产权不够明确,地方行政垄断,国家一些部门的垄断,市场经济不完善,等等,这些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应对其进行改革完善,使各方面的制度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条件.发挥制度对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制度的激励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生存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而解决的方式就是所采用的经济制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调配资源的节约和高效，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经济制度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从前苏联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等中央计划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在以建立完整的一套重工业体系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寻求实物资本投资的最大化，维持很高的积累率，而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报酬固定在低水平上，在发展初期，这种经济制度的确促进了经济的调整发展，但由于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缺乏激励作用，无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而当前我国推行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用价格机制来调配资源，以个人利益最大化来激励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厂商在投资报酬最大化的激励下，成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主要源泉，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追求将使知识的外部性迅速转化为企业的生产率，推动企业效益的发展，企业效益的提高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然而，市场经济制度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大小，还取决于其制度的完善性。制度不完善，就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厂商投资的积极性，也就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只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使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完全的作用，才能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会给政府干预经济提供机会，这虽然于也能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比较容易导致腐败和低效率。这可以从著名的“莱索托经济学实验”得到证明：经济学家莱索托带领4名学生分别在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程序有重大差别的秘鲁和美国建厂，要求在取得许可证的过程中，忠实履行每道手续，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行贿，结果在秘鲁花了289天，且经过2次行贿才获得批准；而在美国则在没有行贿的情况下，4个小时就办妥了一切手续，效率是在秘鲁的700倍。再从我国周边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上看，其中既有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完善、自由、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例子，也有日本、韩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的例子。前者，政府以间接的立法手段调控经济，经济的自由度和透明度高，众多中小企业投资活跃，经济适应性强，灵活性好，对危机的承受力强，从而能够较好地抵御金融风暴的袭击，经济维持稳定发展；而后者政府涉入经济较深，用超市场的力量组建大型企业，并给予金融方面的支持，这样虽然很快就建立了一批支撑整个经济的大企业，但是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很容易导致官商勾结，出现腐败现象，而且这些由政府帮助组建的大企业内部往往矛盾重重，还容易因为经营不当或承受不住国际竞争的压力而陷于破产，生命力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尽管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善，但相比较改革开放以前，实现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发展，这一时期的高速发展虽然也并不顺利，但在逐步建立健全并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已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取得前未所有的好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如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经济结构不够优化，产业发展不够协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不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等，而从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凸显出来的制度因素，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依然是任重道远。从我国当前的现状分析，要想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应该着手从几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加快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消除官商不分的“政企”怪胎，真正实现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转化；二是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为宗旨，继续发展各类市场，尽快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是提高按要素分配在分配总量中的比重，并对要素收入加以正确引导，依法规范，使之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四是改革宏观调控方式，加快机构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为在更大程度上适应市场化进程。
（二）管理体制的创新
制度的创新，还直接体现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转变。我国政府承担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政府的角色正在逐步由管理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管理理念正在逐步由主要依靠人治向法治转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正在逐步由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变。但是，这些转变还不够到位，不够彻底，还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这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守旧，管理方式和手段简单，经济运行偏好运用行政指令和行政手段加以调节和控制，不善于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来调节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然没有理顺，甚至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把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事项统统包在自己身上；三是制度建设质量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立法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重点不够突出，针对性、适用性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不够强，公众参与程度不够高，法的内容特别是行为规范与实际存在差距，操作难度大；四是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和完善，政府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尚未彻底根除，决策失误现象时有发生。
管理体制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这里的“人”，不仅是指公民自然人个体，还泛指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真正确保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进行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增强社会经济活力，不要越俎代庖。
一要坚持依法行政，政府要带头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工作不能有随意性，并限制在法律范围内，通过改革创新理顺各种关系，避免和减少直接干预，更多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从宏观方面、以间接方式来管理；二要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着力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三要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立法工作，积极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四要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决策、执行、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行决策权上移、执行权集中、监督权外移，构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使地方各级政府在决策上更加科学民主，执行上更加集中高效，监督上更加有力到位。
二、观念变革是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前提
有这样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去探望一户贫困的四口之家。江总书记对他们非常关切，鼓励他们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忙脱贫致富，为此，一家企业给他们送来了4只美国长毛兔，帮助其发展养殖业。可是几天后当记者回访时看到，这家除了把总书记来访的照片高挂墙上以外，其他没见有什么动静，给他们准备用来搞养殖的兔子，已经被吃掉了，主人还对记者说，美国兔子与中国兔子的味道没什么两样！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家人的观念中只有“吃饱了饿不着”的生存欲望，却没有一丝一毫致富发展的意识，观念意识的落后，制约了他们的致富发展。由此可见，打破封闭保守，推进观念变革，将科学的发展观念植入国民的思想中，在发展中的中国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