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迈向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时代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新时代发展成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迈向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时代
过收入分配改革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尽可能缩小财富分配的不公，消除社会分配领域的失范现象，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进入深度调整期
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决定“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环节。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强调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均主要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资料显示，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业部门分别由16％和16％升至17％和23％。此外，再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降至59％，政府与企业分别由19％和12％升至21％和20％。央行2008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至57.9％。而在美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高达70％。
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按照此前提出的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的要点，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继续抓好扶贫工作。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过度倚赖出口向内需拉动转变的深层次问题。以2009年房地产市场为例，随着房价飞涨。
会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
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社会对于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应当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处理国民财富的既定方针，而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也有人担心，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大调整，可能进一步影响投资信心。投资者投资信心的持续低迷会影响到就业，影响到老百姓的收入及消费问题。因此，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尤其显得重要，把握不好便可能收获负面后果。
从鼓励部分人先富到全民分享财富
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失衡、制度失范的确与长期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有关，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财富分配的失衡与不公现象。包括国家财政收入等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在内的再分配手段也未能够起到应有的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应当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生确实普遍性地得到持续大幅度改善，当年向资本和知识精英倾斜的分配格局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在，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全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并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财富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从共同贫穷到共同富裕，总要经历一个财富逐渐增加的阶段。过去，中国人口太多、资本极度短缺、管理也非常落后，所以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财富分配就向资本所有者和知识精英倾斜。
可以肯定的是，当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就不是一个均衡的分配方案。但这种分配政策，让资本的所有者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使得中国持续成为对外资极具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提高管理技术，财富分配也同时向生产要素里的知识精英倾斜，鼓励管理及技术人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一阶层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的分配方式应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然而，财富虽然在持续快速地增加，总量却始终是有限的，如果分配格局长期向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方面倾斜，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因此，时代变了，我们应当促进分配制度与时俱进。
时代在发展，影响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共同贫穷已经被送进了历史，但收入分配差距却依然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进步，如果继续这种分配格局，就要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对中国而言，资本要素短缺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反而出现了资本的相对过剩。这就意味着财富分配向资本过度倾斜的格局已经不合时宜。其次，尽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劳动力要素已经从过去“无限供给”转变到“有限供给”。今年春节过后，局部地区出现的用工荒，也表明我们正在告别廉价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
30年来，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让一部分人率先进入了富裕阶层，有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他们的子女成为了富二代。一部分人却在低收入阶层呈现出贫困的代际积累与延续，利益格局失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再是不显眼的社会问题，已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过去的30年，中国一直强调的是财富的创造、增长和积累，而不管是谁获得了最大利益，我们追求的都是把蛋糕做大。如今，蛋糕做得很大了，gdp总量早已经超过德国，预计今年将超日本而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形成新共识，即必须把“合理分配财富”置于与“尽可能的创造和增加财富”并重的位置上来考虑，甚至要更加重视财富的合理分配，才有利于财富的继续增长和积累。
分析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长期过分追求效率优先乃至形成片面追求财富增长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平，或者考虑公平不够。由于缺乏公平性，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所以，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在遵循公平原则下实现效率的提升。
因此，我多次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应当进一步明确由主要依靠外贸、投资创造财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尤其是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追求效率优先、鼓励部分人先富的财富分配方式，转变为突出公平、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财富分配方式。
总的讲应当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让全体国民都能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二是让城乡居民通过合法手段与相应的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三是缩小地区、城乡、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与前二次收入分配改革相比，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更全面、更复杂，最终目标是确立一个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现在，很多人想的都是短期内暴富，甚至把劳动所得放在次要位置，所以股市、楼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许多单位的员工不是指望体制内的工资，而是指望工资外的收入，这些都是对收入分配秩序没信心的表现，是不正常的。推行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引导人们把注意力转到多劳多得，转到通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来为自己赢得更多收益、提高生活质量上来。建立“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动者报酬一般占初次分配中的5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60%，我国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45%以下。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
初次分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资收入，劳动报酬应该是个综合体。过去的误区是把收入分配只盯在工资上，甚至是最低工资上。最低工资影响的只是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而就劳动收入来讲，它也只是劳动所得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要普遍调高劳动收入。
同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解决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因此，不能将目光只盯在工资甚至最低工资标准上，要将初次分配环节与二次分配环节视为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劳动者的即期收入与安全预期。
一直主张用“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薪酬体系来完善我国的政策体系。劳动者报酬应当兼顾即期与预期，由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部分构成；工资是即期收入，社会保险是安全预期，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职业福利（如企业年金、住房福利、休假、疗养、免费培训等）则是劳动者分享企业收益并激励其努力工作的机制。只有这样一种报酬体系，才是兼顾现在与长远的最优劳动所得组合。
按照这个思路，初次分配环节的分配政策就必须统筹考虑工资、保险、福利的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现在必须加进社会保险全覆盖和提供职业福利等内容，这些将改变提高劳动所得走出简单地等同于工资甚至只是最低工资的误区。
改变误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政府应当且完全可以在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部分大有作为。比如政府通过推进社会保险法制，利用公共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同时也可以利用相应的税制等措施来推进企业年金和其他职业福利的发展。即使是工资部分，政府可以通过法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发布工资指导性政策，可以促成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和政府与劳、资三方之间的协商谈判机制。
可见，初次分配并不等于完全由市场决定，更不等于由强势一方来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也要服从国家法制。在我们国家城乡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状况下，以往的收入分配是向资本倾斜，现在则是到了兼顾劳资利益、追求双赢甚至多赢的时候了。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改革需要谨慎，它要兼顾到政府、资本、劳工各方的利益，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还应当看到，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险，既是再分配，也直接影响着初次分配格局，实际上是一种交叉的分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