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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党建新模式的制度力分析
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和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四位一体的城市特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是中国广大发展中地区的缩影。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能否实现西部崛起,能否有效弥合收入、城乡、东西等差异,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兴衰成败。重庆,无疑将在未来的十年中在这一重大战略调整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她的经验也必将成为带动西部崛起、中部振兴的示范。深圳、浦东、天津等地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制度创新永远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中国经济以高于8%的速度连年递增,但经济拉伸的背面,伴随了社会矛盾的积累。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同时,人均收入依然排在一百位之后;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二的同时,贫困人口总数也是世界第二。据新华社最新发表的研究结果: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0.5,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对于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国家而言,两极分化成为了悬在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贫富分化的问题,要靠收入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的完善以及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来逐步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对穷人的关注程度、富人阶层对待财富
1的态度以及穷人的话语表达途径至关重要。贫富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人和富人阶层之间的隔离和断裂。穷人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没有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贫穷的希望,这是任何一个动荡年代的必然特征。
弥合社会裂痕、重塑社会凝聚力无疑是执政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首当其中的,是建立有效的民意传导机制、彰显基层民众话语权、修复官民关系及干群关系。
我党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很多党员干部都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身于基层、成长于基层的工农后代,在对农村和基层的了解上、与工人农民的血脉情感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但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提高,以“三门”为特征的党员干部比例显著提高,在客观上稀释了党联系基层、联系群众的浓度。与此同时,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严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干群关系发生扭曲,民意传导机制失灵。
基层组织和个体,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他们的意愿即 “民意”,是社会根本利益的指向。执政党要想拥有稳固的执政之基、始终保持与历史潮流的同向性,必须保证基层民众拥有畅通的意愿传导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保持对底层社会的代言性质。
近年来,各类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政府部门信访压力
逼近阀值,如果不能迅速建立有效的民意疏导机制,势必加速社会裂痕的扩大,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深层次损害。
重庆市以“三项活动”为代表的党建新模式,意图在民意传导机制、干群关系重塑等方面作出尝试与示范。根据制度要求,干部必须走出办公室,对基层生活进行亲身体验,对基层民情进行深入了解,对危困人员进行物质帮扶。从物质层面上看,是百姓得实惠的一种公益建设;从精神层面上看,又是干部受教育的一次灵魂洗礼。
“三项活动”从不同角度对新时期干部联系群众的路径和方式进行规范,为孵化新型干群关系搭建了平台。其中,“三进三同”为联系群众提供内在动力,“大下访”为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提供现实路线,“结穷亲”为官民互动提供长效保障。三个方面互为因果、相生相长,既做到了空间上的广泛覆盖,又做到了时间上的广泛覆盖;既做到了对党员干部的广泛覆盖,也做到了对基层群众的广泛覆盖。在这个平台上,制约民意传导的瓶颈得以突破,干部处在了民意信息对称的环境中,民众参与决策、官民协商共识成为可能。
一个新制度的落实过程,往往是与惯性势力相博弈的过程。“三项活动”的设计初衷,是要扭转官员干部在作风、思想、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再一次遭到了某些传统弊政的侵扰。在一
些地方和部门,党员干部对于“三项活动”本质意义的认识并不到位,忧患意识不足,忧党之心不够,缺乏对于百姓疾苦的深刻体察。主观世界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在个别地方,“三项活动”依然停留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层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形式花哨、内容空洞,使“三项活动”的落实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三项活动”作为我市党建领域的探路之举,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通过加强干部思想改造、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以及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等多方位举措,把这项惠民利民的务实之策落实好,切实弥合贫富差异、凝聚社会合力。
从“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民族、民权、民生”到“为人民服务”,从“利为民所谋”到“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统治阶级把民众的意愿视作国家的根基。“三项活动”既是一次创新,也是一次回归,它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解读,又是党根本价值观的时代演绎。在贫富分化加剧、收入结构亟待调整的社会矛盾集中期和社会结构转型期,它不仅仅是关系人民利益的民心工程,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安全工程,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生命工程。
重庆是个“先天条件”欠佳的城市,在这里要想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突破,必须要打好“制度”这张王牌。
而以“三项活动”为先导的党建制度改革必将成为制度王牌中的重要组成。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期待着,这座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内陆直辖市,能够不辱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新路,探索出通往共同富裕模式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