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的动向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高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
多元化：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
“统一性”成为统一高考制度相对公平、高效选才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导致高考产生一系列弊端的根源，如压抑了考生个性、限制了考生的求异思维，忽略了不同地区的教育条件以及各类教育形式对生源标准的不同要求等。因此，从改革高考的“统一性”入手，探索多元、灵活的高校招考方案就成为当前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动向，也是大学前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其一，考核维度与录取标准实行多元。统一高考“以分为纲”，难以对考生素质进行全面考察。因此，高考改革要继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强调对考生知识掌握程度、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道德素质等进行综合考查。据悉，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尝试新的高考录取标准，将考生“综合素质评价”列入录取依据。以江苏为例，该省2008年高考模式为“3（语文、数学和英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中学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采取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评价、学校评价等方式，对学生道德素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的表现进行评级，评价结果记入学生“成长记录袋”。这样，以往的“成绩单”就成了如今的“评价单”，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作为高考录取标准之一。将综合素质评价列入高考录取标准，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可有效防止统一高考“唯分论”弊端，更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契机。
综合素质评价列入高考录取标准，意味着素质教育将成为现实，从而推动高考录取标准多元化。而从国际范围来看，实行录取标准多元化是一个普遍做法。如美国的大学除了把SAT或ACT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之一外，还要关注申请者中学所学课程与学业成绩、高中毕业证明、特长与兴趣、论文写作、推荐信函、面试情况等；澳大利亚首都区则以学生高中两年的综合成绩加上一次地区的“全澳等级考试”成绩来综合评定学生的大学录取分数；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于2004年公布了《2008学年度高考制度改善试案》，将降低高考成绩的比重，提高学校生活记录簿的比重，记录簿中关于学生的社会公益、学习成绩、读书活动等领域的表现成为大学招生的重要参照。[1]多元化的录取标准将促使形成多元化的教育体系，给受教育者提供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复杂的未来社会。
科学的考核应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经常性。除了积极尝试引进综合素质评价，应探索在国家指导下由各省组织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对学生在高中阶段的文化学习进行考察。将此“学业水平测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结合起来，增强高考对教育过程和教育对象的评价力度。通过考试的各种数据，为高校招录部门提供有关考生知识、能力、特长和潜质的评价报告，从而共同构筑多元化的高校招生录取标准。这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其二，关于高考层类实行多元的动议。教育系统具有层次性、多样性特征，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类型之分、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层次之别。不同类型、层次的教育形式有其不同的培养目标，对生源的要求亦有所差别。例如，普通院校要求学生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和学术发展潜力，以适应以培养学术型、理论型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大学教育，而高职院校则更强调学生对技能性职业的兴趣和实践动手能力，因为高职教育培养的是一线职业劳动者。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是动议高考实行高考分层分类的基础。
高考实行分层、分类，即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系统根据培养目标和对生源的不同要求设置各自适合的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高考实行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考核，重在考查实践操作能力和潜在职业素养；在普通教育系统中，则更注重知识掌握和专业潜能的考查。但后者应考虑按照教育培养的层次实行分层高考，首先是普通水平考试，即考生通过此次考试获得具有进入大专和一般地方性院校学习的资格；其次是选拔性考试，即通过普通水平
考试的考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第二次考试，重点院校择优录取。正如美国社区学院学生，既可以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也可通过申请考核继续攻读学位。此外，不同教育系统中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各类考试实现“转向”，如职业院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相关考核接受普通教育，反之亦然。这样就打破了不同层类教育之间的壁垒。
部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院校，可以单独举行考试，如外国语院校、影视院校及军事院校等。这类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对生源的要求更具有特殊性。例如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可能更多从事国防、军工、安全保密等领域的职业，那么对考生思想素质、政治觉悟的要求会更高。统一高考并不能兼顾不同教育层次、类别的独特性要求，而分层分类的多元考试可根据不同的发展志向采取相应的选拔方式，让考生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形式。根据不同层次和类别教育的差异性需求，推进多元化选拔、多样化录取的改革，搭建多渠道、多层次的“立交桥”，有利于学生的才能和创新意识得到充分发展。
其三，继续探索实行多次高考，尝试高校招考组织主体多元化。从2000年开始，北京、安徽等地增加春季高考。增加春季高考，带给考生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了一次高考对考生的压力。尤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僵化体制，为落榜者和部分社会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春季高考还缓解了中学的升学压力，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条件。春季高考进一步扩大了高校招生规模，有利于促进高校加快教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办学效益。基于增加高考次数所产生的个体与社会意义，应深入改革，重新审视春季高考中有关“高等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和其它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学校在校生不得报考”等规定。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体制服务于教育，应通过开放的教育体制为不同教育系统学生通过高考实现流动创造条件，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大的机会空间。这符合受教育者选择权和教育价值原则的要求。
由于高考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关涉众多相关者，增加高考次数需要投入相当高的经济、人力及时间成本。基于此，可考虑赋予不同地区以新增高考的自主权。由地区组织实施高校招考，充分发挥地方主管部门的创造力。这种局部性的考试，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区域内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才培养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结合，符合区域教育和地方院校特色发展的要求。除了积极发挥地方招生考试院等部门的作用，还可尝试考试组织与管理的社会化，即由高度专业化、职业化和盈利性的非政府机构负责考试组织、实施和管理。在美国，作为各高校研究生院招生录取重要依据的GRE考试系统，便由专门的董事会及其执行代理机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专门负责出题、评阅、寄送成绩报告，董事会与ETS都是民间性质的，由校方人员、考试与心理专业人员、工业界及少数的教育行政官员构成。[2]在坚持由国家举办全国统一高考的基调下，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以及尝试开拓高等教育招考市场，增加高校招考次数，不仅为广大中学生及社会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多元化的高招机制还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校招考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提高高等教育招考效率。
其四，高校招生考试形式的多元。除全国统一高校招考制度之外，我国还存在保送、定向培养、调剂等特殊的补充性招录形式，增强了我国高校招考制度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有利于提高招考效率。但因缺乏相关保障，这些招录形式发生了畸变，背离了制度建立的初衷，例如“定向生不定向”、缺乏客观标准造成调剂滥化、特长生文化要求严重弱化等；至于报送生制度，由于存在严重的规制漏洞，刘海峰教授早就主张废除之。[3]但基于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性、人才选拔标准的多元化，定向、调剂等制度是有着社会诉求基础的。因此，通过加强信息公开、控制监督、诚信保障等措施，实现以上补充性招录形式的制度化、规范化，是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前，高校自主招生是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向。笔者认为，至少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自主招生将只能作为统一高考制度的补充性招考形式，而不能代替现行高考，这是由我国的体制包括国家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及基本体制下的管理机制所决定的；我国庞大的高等教
育规模和自主招生本身的较高成本要求进一步决定了自主招生的补充性位置。即使如此，自主招生在高等教育生源的多样性选择、大学前素质教育的引导等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尤其是自主招生采取了相对多元化的录取标准，有利于打破统一高考“以分为纲”的僵化局面，为众多偏才、怪才提供了通往大学的绿色通道。但从现实来看，自主招生在试行过程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如可比性不强、定位不当、名额投放的地域化、实际造成城乡不公等，严重影响了自主招生作用的发挥。因此，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还需深入探索，如放宽选拔范围，包括扩大招生对象、加大招生自主权限等；努力降低自主招生成本，提高选拔效率；增强自主招生的科学性，科学选才；提高招生效率，重在招考公平，包括个人机会公平、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等。[4]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及定向生制度、调剂制度等的探索与完善，将增强我国高校招录制度体系的灵活性和科学性，提高高校招录效率。
历史与实践一再证明，统一高考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高考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从理论上说，高考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来取代高考，而高考至少可以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统一高考制度，将继续作为我国高校招考制度的基础；坚持统一高考，也必然是我国高考制度高考的基调。但统一高考制度的弊病又决定了必须实行异于“统一性”的改革，这就是“多元化”的改革动向。多元招录是统一高考的补充，是提高招考效率的必然选择，更重要的是，多元化的招录形式形成了系统内部寻求竞争、优化和高效的动力，是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的必然取向。
参考文献：
[1]李水山，韩国高考制度的改革[N].科学时报，2005-02-22．
[2]刘晖．二十国研究生教育[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2．
[3]刘海峰，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J]，高等教育研究，2000（2）．
[4]张继明，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走向研究[J]，教育与考试，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