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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假时遇，处变不惊
第二次复出：1973年被老毛召回，任副总理、军委委员；1975年任“三副一长”，掌握大权，进行大整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这封信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具有重大影响。在政治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的邓小平看来，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历经五年坎坷折磨的邓小平，当然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复出，为党、国家和人民再做工作和贡献。
事情的进展果如邓小平所预料。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党、政、军的工作；一方则以江青等为代表的“*”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势力。为此，他着手纠正“*”中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特别是开始解放“*”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开口就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只用两个字回答：“等待”。
假设邓小平仗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宁折不弯心态对待当时的险恶环境，那么，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从毛泽东时代走到今天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扳头作用；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看到后来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辉煌了。倘果如此，则无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不愧为曹操称道的“英雄”、孟子赞誉的“大丈夫”。
第三次复出：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三副一长”，重掌大权
第一件事是1975年11月20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毛泽东约见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已经经历过一次波折的邓小平对毛泽东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当场回绝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又一次陷入了低谷。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是一个宁肯牺牲自己的前程命运，也要坦露胸襟，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的立场坚定、铁骨铮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