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严治军_论依法治军与从严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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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维度看从严治军

江泽民主席指出：‚从严治军是毛主席、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治军思想，是我军建设的重要原则。在新形势下如何落实从严治军的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江主席提出的这一课题，是给一切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者和军队实际工作者下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深入研究从严治军这一课题，对于我军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在中国漫长而悠久的历史长廊中，军事领域曾经出现过五彩纷呈、类型多样的战争，建立过上万支不同性质的军队，也涌现了灿若繁星、多不胜数的兵家，撰写了汗牛充栋、流传千古的兵书。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军事领域不仅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从严治军之道，就是其中最精彩的组成部分。

从严治军是军队建设活动中的一条通则。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治军的严明与否，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岳家军功在千秋，戚家军威震东瀛，太平军横扫‚妖孽‛，北伐军席卷南中国，无一不是以从严治军而称雄于世。‚师出以律，失律凶也。‛【2】大凡有作为的军事指挥家都把严明纪律作为胜利的保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治军手段。从古代的孙子、吴子、曹操、诸葛亮，到近代的曾左李、袁世凯、蔡锷、孙中山，他们都坚持从严治军的宗旨，都是从严治军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孙武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3】把以法从严治军作为战争胜利的五个基本要素之一，他说：‚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性：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4】吴起有句名言，叫做‚以治为胜‛，认为军队兵不在多，而在于善于严格治理，严格治理者为胜者，‚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5】在他看来，服从上级命令，严格执行纪律，是治理好军队的根本所在。诸葛亮他自己就强调‚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6】挥泪暂马谡，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看来，‚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7】曹操看重《司马法》的主张，认为‚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强调治军不可以象治国一样，完全靠‚礼‛来治兵，要‚依法治兵‛，力主提拔‚明达法理者‛，坚持‚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的原则。近代以来，军制腐败，军纪松弛，许多军事家针对军中时弊，他们仿效西法，改革军制，厘定章程，训习洋操，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军的措施。左宗棠建立楚军之初，即在其《营制》中规定‚凡犯奸掠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不宽贷‛，‚讹索民财，封虏民讼，强买民货，皆当严禁。‛他认为，治军贵在一个‚严‛字，只有严于执法，严于管理，才能使士兵畏法而不畏敌人，敢于用命。因此，将领的主要职责就在于‚明赏罚，别功罪，一号令‛，做到令进则地，令止则止。袁世凯编新军时，从招募新兵到营区管辖；从操典章程到战法训练；从建制饷项到战术要诀，都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任何官兵都不可以触犯，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制裁。在其《练兵要则》中，袁世凯将申明军律列为‚第一要义‛。他制定的军律二十条例中规定，凡‚临阵失火误事‛、‚临阵奉命怠慢‛或‚结帮立会‛者，皆在斩首之列，可见军律之严酷。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对军队的纪律建设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只有纪律严明的军队，才能成为保卫民国的长城。他说：‚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然后能保卫军人之名誉，使民国之干城。‛【8】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孙中山即发布了《命陆军部严加约束士兵令》、《命陆军部颁行军令整顿军纪令》等命令，陆军部还颁布了《维护地方治安军律》十二条，重申民国军队的群众纪律，严格规定对各种违纪的处罚。一部治军史，实以‚严‛为其主轴。纵观历代治军之论，‚从严治军‛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严明军队的法规制度，是从严治军的关键所在。‚从严‛总是与‚依法‛联系在一起的，‚依法‛才能‚从严‛，从严必须依法，以法规制度来规范军队的行动，保证治军的从严落到实处，这是历代兵家的一个共识，尉缭子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9】司马法主张‚居国和，在军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10】是他对建立法制的具体要求，三国时曹操声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11】五代晋高祖石敬塘的《严约军法敕》，强调‚古之用兵，必先立法。‛此后，还有明代所谓‚胜天下者不弛法‛、‚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12】之说，清代的‚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13】‚治军贵立法谨严‛之论。【14】等等，都强调依法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必须指出，历代兵家所论依法从严治军的军法，实际上也包括了军令、军纪。军法、军令、军纪之名称虽然有所区别，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是互相融合，很难加以分开，并且军令、军纪也同样具备一定的法律性质。严肃军法、严明军令、严格军纪，历代兵家的主张如同一辙。《吕氏春秋.论威》说：‚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荀子.议兵》说：‚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兵经.肃》说：‚号令一发，三军震威慑。‛《三略.上略》说：‚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军令如山倒‛，成为军队中一条至尊原则。同样，‚师行须预严纪律‛，也是军队中人之共识。明代王鸣鹤认为，‚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所谓制者何也？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则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15】象姜太公这样的用兵大师对没有纪律的军队也束手无策，足见纪律之重要。‚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16】近代蔡锷对军纪作用的高度评价，代表了多数兵家的意见。

应该指出，中国古代兵家所论及的依法从严治军的思想，带有很大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代表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军队，由于其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其外部君主之间、军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所倡导和所实施的军法、军令、军纪，不可能真正建立在自觉执行的基础之上，往往借助峻法酷刑来维护其法令、法规和纪律制度，因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但是依法从严治军的思想所具有的厚实的历史底蕴，它所包举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其严格治理、积极治理、多方面治理军队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二

当中国的无产阶级跃上军事领域的广阔舞台之后，依法从严治军的思想，便开始注入了新的营养液。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吸收古近代兵家有关从严治军的合理成份，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反映时代的特征，关于从严治军的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治军思想，反映了战争年代的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把军队的法制建设，军令、军纪的贯彻执行，视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最早把军纪好坏与军队担负的政治使命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就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17】针对红军幼年时期那种不要集中、不讲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他明确指出这种倾向的危害‚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任务，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8】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极力和红军那种‚烂糟糟‛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作斗争。第一次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19】的构想。之后，毛泽东又把执行纪律提到了路线的高度加以强调。他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20】‚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我军产生了遐迩中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毛泽东倡导和亲自制定下，先后颁发了《军事工作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和条例》、《内务条例》、《纪律条例》等有关纪律、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我军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集中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宗旨，也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政治特征和政治意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系列条令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红军就不可能改变那种‚烂糟糟‛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威武之师，也就不可能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打出一个新的中国。

邓小平关于依法从严治军的思想，是新的时代的产物。建国后，毛泽东曾经针对大规模革命战争已经结束，军队建设所面临的新任务，提出了‚五统‛、‚四性‛，即要求全军部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增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强调‚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克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21】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我军建设开始走向正规化。五十年代，军队建设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断健全制度，坚持严格管理，实行依法从严治军，使得部队上下作风踏实、纪律严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1958年起，军队建设受到了两次大的波折。一次是62年前后，错误地发动了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处于被废止的状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军队的正常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许多规章制度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而遭到‚横扫‛，部队作风松弛、纪律涣散，机构臃肿，兵员膨胀，编制体制混乱不堪，我军建设几乎走进了死胡同。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针对军队存在肿、散、骄、惰的问题，特别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22】的现状，重申‚军队非讲纪律不可‛，多次强调‚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23】。在他亲自过问下，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逐步恢复、建立、健全了各项法规制度，使部队逐步趋向正规化，作风明显好转，组织纪律性明显增强，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在整顿部队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和军队所处的客观实际，进一步强调了严格管理、从严治军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制度问题是决定的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军队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要建立制度，制定法规，把军队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他多次指出，一定要坚持依法治军，按章办事；强调军队要严格各种法规制度，认真贯彻条令、条例，对一切无纪律、无组织、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并提出要坚决实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这样一些原则，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法制建设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在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的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国人大先后颁布了十多部军事法律，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数以百计的军事法规，全军各大单位颁布了数以千计的军事规章，体现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以新的视野对从严治军思想作了全方位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军思想。首先，江泽民充分肯定了从严治军是我军不可或缺少的主要优良传统之一，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贯强调的重要思想‛，是我军‚一个重要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必要途径‛，也是‚我军所以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24】江泽民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强调了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从严治军这一原则，不仅战争年代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同样需要；第二，江泽民对从严治军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表述。江泽民认为，从严治军的关键在于这个‚严‛字。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严肃军纪、严明赏罚，以及严明的纪律、严整的军容、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责任制，等等，都属于从严治军的范围。总之，‚从严治军，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丰富内容的，要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上，体现在干部战士的各种行动上，最终体现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上。‛【25】他号召‚全军所有的部队都要在‘严’字上做文章，见行动。‛【26】第三，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探讨治军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落实从严治军的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他在分析部队教育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抓部队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多心血，但有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事与愿违。为什么会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环境还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等等，还不适应。江泽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新环境，江泽民认为，一是长期的和平环境；二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三是部队成员不断变化的环境。关于新情况和新问题，江泽民认为，由于上述环境，一方面部队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新的治军经验，广大官兵经受了改革开放的考验，部队保持了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这是部队的主流，必须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部队在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内部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例如容易出现管理分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等现象，甚至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关于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江泽民强调研究新的问题，研究部队建设的新特点，用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带兵管部队，使从严治军建立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上；要从领导干部‚严‛起，从领导机关‚严‛起，从点滴养成做起；要把从严治军的各项要求落实在基层；把经常性的管理教育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继承优良传统和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江泽民对从严治军思想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治军思想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三古往今来，凡论从严治军之道，不仅明确反映了其范围与内容上的时空特点，也体现了其基本原则和方法上的哲理特征。更重要的是，从其演进发展中所揭示出来的特殊的规律性，充分显示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和历史的创造性作用相互交融、逐步升华的巨大威力。

历史的惯性作用是继承传统的前提。从《周易》的‚师出以律‛，到孙子的‚重道保法‛；从《吕氏春秋》中所谓‚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之说，到诸荀亮盛赞孙吴治军之方；从十一家注孙子，到蔡锷编篡曾胡治军语录，从严治军之道，都是一脉相承的。历代优良的治军传统都在新生代得到了继承。然而，每一时代对每支军队的带兵管理之道，不会也不可能世世应袭，代代相传。即便在同一时代，不同的军事家对其部下所提出的要求，所规定的规章、制度和纪律，也不会是一个模式的。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历史的传统进行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筛选，为我所用，从而使传统的治军之道得到发扬光大。这当然也是历史创造性的作用。如果离开了这一层，许多那怕是最有价值的传统，都往往不能得到合理的存在，到头来必然会黯然失色，成为一块无用的‚乌金‛；相反，那些无用之‚宝‛，却堂而皇之地被继承了下来。在历经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依法治军的合理部分被保存了下来，而那些借助峻法酷刑以维系军队秩序的治军糟粕，也被沿袭了下来。这里除了阶级利害的取向不同而外，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创造性之间既交融了又分离的时代印记显得何等明显！

将两者合理加以结合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一个科学的定位。早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是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赞扬从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7】在毛泽东熠熠生辉的治军思想中，体现其传统兵学文化深厚历史底蕴之处比比皆是。但那种‚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等等论述也不乏其例。为历史惯性与历史创造性在治军方面的理想交融树起了一面旗帜。

历史的创造性既是继承优良传统的重要保证，又是发扬优良传统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中国传统兵学中从严治军的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积极借鉴的话，那么，邓小平与江泽民则更多地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军从严治军的优良传统这样一个课题。七十一年来，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治军、带兵方法，有许多内容在现在并没有过时，甚至到了将来，仍然还很有价值。比如官兵一致、三大民主、严格的管理教育与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相结合等原则。然而，重要的是，新的历史时期治军的对象、内容、社会环境等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而政策、制度、法律的完善又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出现一些无序现象。部队的兵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官兵同社会联系、交往的渠道和机会增多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增强了，但纪律意识、服从意识却有所淡化。这些新变化新情况，增强了部队管理工作的难度。‛【28】因此，带兵管理工作中经验性的东西需要上升为科学，零碎的东西需要系统化、理论化，过时的或其他有弊端的东西则需要清理、剔除和纠正。如果依旧实行‚人管人‛的单纯人治方法，依旧实行‚我说了算‛，越俎代疱，‚一竿子插到底‛等种种‚压迫式管理‛的低水平管理方式，在工作中就难免要出现盲目性、随意性。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赞了很多心血‛，而结果却是事倍功半，疲于应付，沉陷于‚危机管理‛之中。有鉴于此，邓小平、江泽民都特别强调要努力研究、探索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要求广大干部‚提高管理水平‛【29】，‚学管理‛，主要‚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30】，‚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31】，创造新的‚工作思想、工作方法、工作措施‛；扬弃传统的经验治军方法，努力掌握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发扬我军行之有效的管理、治军、带兵的光荣传统。这些论述，闪烁着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创造性相结合的光辉，是引导我们更好地实行依法治军、科学治军，更加扎实地挑起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胆子，更坚持地迈向二十世纪的强大思想武器。注释：

【1】江泽民：《在接见驻河南部队和武警部队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96年6月。

【2】《周易.师第七》。

【3】《孙子.行军篇》。

【4】《孙子计篇》。

【5】吴起：《治兵.第三》。

【6】《诸葛亮集.论斩马谡》。

【7】《诸葛亮集.文集》卷3，《兵要》。

【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8页。

【9】《尉缭子.制谈第三》。

【10】《司马法.定爵》。

【11】曹操：《遗令》。

【12】《兵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