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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悲与喜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北宋是一个非常光辉耀眼的阶段。而其中风云人物，首屈一指的当数苏轼。这个成就杰出的文人，因其人生经历的坎坷与曲折，成就了一段悲喜交加的传奇。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他本可以因此特质成就一段刚正不阿的人生。但他或许没有料到，也正是因为此，他的人生才这么曲折而几多磨难。
深受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影响，苏轼积极入世，想在仕途中一展雄材伟略。但他怎能料到官场的规则并不如面对书籍那般黑白分明，而是充满着波谲云诡、尔虞我诈。当王安石变法的浪潮席卷而来时，其上书力陈变法之弊。他也许以为，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是尽到了一个读书人的担当与责任。但他没有预料到，他的此番作为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历史的车轮岂会因他而发生转向。于是乎，连番打击之下，心灰意冷，自求外放。而这一放，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的光阴，十年的蹉跎。他历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的地方官。十年间，他并不是在远离政治中心，权力中心的“江湖”中自我放逐，而是仍然以“在其位，谋其政”的态度，做出了一番成绩。灭蝗救灾，抗洪筑堤，与民共苦。至今，风景依旧秀美的西湖上，仍留有“苏堤”这样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政绩”。十年之间，人生低落，但这些并没有消弭他心中的那团“烈火”。纷繁复杂的思绪之中，那一股豪情和不平之气，透过笔端，呼啸而来。其在《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云：“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身处江湖之远地，贬谪之境遇，但仍难掩胸中的那股英雄气和报国志。“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股豪情，如决堤之水，卷涌而出，扑面而来。不仅有豪情，也有至真至性的手足之情。其在《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中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之时，月圆之夜，团圆之际，但苏轼却身处异地，月圆而人不圆，心中难免惆怅和失落。他对着一轮明月一吐胸中块垒。但是，这不是一种埋怨和愁苦，而是境界开阔，由事及理，由开端的凄然转而为通畅的明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无常之事，自古而然。人生之悲，艺术之喜，由此略见一斑。
如果苏轼的人生仅有这一次起伏，或许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个伟大的文人。1079年，苏轼在湖州任上又因言获罪。遭人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诬陷，身陷囹圄，险些命丧。所幸的是，宋代开国之初定下的不杀士人的政策，再加上其弟苏辙的多方奔走，终于侥幸得脱。被贬黄州。在被贬往黄州的路途上，45岁的苏轼会想些什么？内心的真实律动是什么？在其四年的黄州团练副使的职业生涯里，被闲置的苏轼却在游山玩水的日子里，排忧遣愁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令人神醉的不朽诗篇。
其在《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通篇之中，有着北方汉子的奔放与豪迈。把时空在自己的眼前徐徐展开，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感，一种悲凉感，油然而生。虽略显伤感但不失其洒脱，虽悲愁但不失于豪放，让人不由得击节相和。其《定**》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改《念奴娇》的豪迈悲慨而为旷达，冲和，宁静。不要去过于重视人生的磕磕绊绊，而是始终以前行的姿态去面对未来，以一份平静的心态来迎接未知的未来，“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挫折和苦痛中醒来，略感人生的灰暗与无情，但“山头斜照却相迎”，希望仍在！回首望着不平的来路，心情变得闲适、平淡。一改锋芒毕露之气而为宁静和平和。这一切的一切，都无声无息地滋养着苏轼的艺术生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生的苦痛造就了其艺术生命的万丈光辉。无悲则无喜，悲喜相成，造就传奇一生。
他在垂暮之年，更是再一次被贬至惠州、儋州。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去这些地方无异于被间接判了死刑。路途千里万里，终点是不毛之地。这一路的颠簸和风霜，该如何才能熬得过去？我们对苏东坡海南生活的生活一般只停留在他更为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自嘲上，此诗写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公元1100年）：“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的“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州市，也即东坡先生说自己“垂老投荒”的地方。在儋州，苏轼身如不系之舟，获得空前的自由；心也不是已灰之木，海南湿润的天气使屡遭贬谪的他枯木逢春，更重要的是他的学养和人生哲学给他生命之树最充足的水分，海南明亮的阳光使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结出丰硕的果实。
现在的特区海南在宋代是十分荒凉的，按苏轼的话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海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自己也嗟叹：“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到海南之前，苏轼觉得自己无复生还之望，极度消沉，曾说到海南后，“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但到海南后，生活的风雨并没有淋湿苏轼的心灵，他像在黄州时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果说他在黄州的心境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么他到海南后，看到更多的是这里明净的阳光。
他用仅有的一点钱在桄榔树丛中盖座房子以安身立命，起名为“桄榔庵”，准备在这里度过垂暮之年。他把海南当作自己心灵的故乡，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这样写道：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他的心境如海南的胜景“天容海色本澄清”，海南的天空同他的胸襟一样少阴翳，大海的澎湃给他带来血液的潮汐，他沉静下来，如蔚蓝的大海一样澄清，不染尘滓。
苏轼的通脱在于他广袤的宇宙找到生命哲学的支撑点。在黄州，他感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在海南，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对人生困境的旷达态度：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在黄州他饮酒，“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我多少觉得他此时的酒有浇心中块垒的意味，到海南后，他也饮酒写诗，更豁达。请看他的《绝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醉态可掬，其幽默和通达的心态则更令人景仰。他饮酒迷失了路，“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他也品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汲江煎茶》。在黄州，他沐江上之清风，望山间之明月；在海南，他将月和着茶水饮下。他品茶，品味人生，然后抵达生命境界的极致。
是什么原因让其在屡受打击的时候，仍不弃，不离，不怨，不怒，不绝望？是什么给予了他在人生低谷时的安慰？是什么给他在面对人生失败时的力量？这一切，或许要从其精神世界的丰富上来一探究竟。
苏轼精于儒学，所以能始终秉持着济世的情怀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能消解他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顿、愤懑和抑郁难平之气。现实与理想的纠结与矛盾，让他即使寄情于山水之间仍然无法完全排解。但是，他又兼通释、道两家，这两家之精要，在这个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怎么办？进即不成，那就退吧。正是这种苦痛，使苏轼的思想“向内转”，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并没有走上“伤感”的道路，关键是有佛老庄禅思想的支撑。在自然、自由的诱惑下，苏轼的一生，寻山、寻僧，在自然山水中徜徉，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的缺憾之外，寻找一种精神的弥补。这时，佛道思想就成了他退的精神依靠。人是需要调节的，此时，佛道就是苏轼的调节。感怀周郎雄姿英发，自己潦倒失意，于是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于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给他郁闷、郁积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感觉自己“冯虚御风，羽化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诗人的心。《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也是很典型的道家思想，苏轼以水月之喻，借助庄子的相对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化的角度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段实际上反映了苏轼的思想，文章中 既有人生短暂若蜉蝣的消极思想，又有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达观思想，这一段也可看出苏轼所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本赋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水月之喻，正是作者以旷达（与客共享清风明月）掩蔽无奈的特定心情写照。现实中的“水月”是实在的，静谧柔和，历史中的“水月”苍凉凄婉，借此凭吊古人，而最后作者上升到哲理上，“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苏轼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休憩。自然山水融入苏轼的生活、兴趣、情感中。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借水月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而悲、由悲而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怀，其情深沉蕴藉。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苏轼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以抒前赋未尽之意。此次登临赤壁，苏轼超尘脱俗、虚无缥缈的思想则在文中更加鲜明、突出。前面一词一赋，始终兼有怀古伤今，感奋激发之情，而在后赋里，作者对当年赤壁之战的宏图奇景只字未提，既没了感奋色彩，也不为周郎的年轻有为而激动，煞似看破红尘。“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赋中句句冬景，字字悠闲，写到最后，竟然有“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之“孤鹤”掠舟而飞；又有道士化鹤，梦中显形之幻觉。写得神乎其神，迷离恍惚，真如羽化登仙之境了。文章之末，有“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渺禅意。《古文观止》比较两赋曰：前赋“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赋“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人生之悲在文学艺术成就之喜之中逐渐消解，失于无形。所以，其人生悲喜是如此契合地交杂在一起。正是这种悲喜交加的人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人，成就一段伟大的人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