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颠倒黑白”。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其实，我并不喜欢这顶帽子，也一向不把自己看作什么“时评人”。我写的评论，只是因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实在令人窒息，有时不免要说上两句，让自己透透气。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令我感到窒息，让我觉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神的天堂――但天堂离我辈凡人实在太遥远，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写文章的时候，也以一个平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我写评论时都坚持一个原则，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依靠事实与逻辑来表达自己就某件事情的看法，绝不说任何超越事实与逻辑的过头话。
作为“时评人”，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只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古人曾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从来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来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我尤其讨厌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崇高招牌沽名钓誉的人。
给我扣上“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两顶大帽子将我“污名化”以后，自然，我说的任何话在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命的郑渝川先生――甚至读者诸君――的眼里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不值得一驳。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罢，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并没有立即对我文章中的论点进行正面回应，而是翻出了我以往写的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以证明我一直在“颠倒黑白”，真可谓用心良苦呀！
郑渝川先生首先提到我200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同样没有就我该文章中的论点进行任何正面回应，马上又给我加上了一顶“自己可以以通篇的联想、推理来表达评价，却不许别人依据新闻媒体已经将背景介绍得很清楚的事件拿来评论”的帽子――人往往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所以古代的哲人才会在德尔菲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人哟，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读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这么霸道，看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位郑渝川先生，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自己。
给我送完第三顶帽子以后，郑渝川先生指出，报道富士康与学而优事件的媒体有五家，在列举了五家媒体的名称和报道日期之后，郑渝川先生居然由此推断出了“从这五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根本谈不上‘宕子’所言的‘（媒体报道）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它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陈定方（学而优创办人、总经理）的抗争，花了大量的版面强调书店的文化意义’”――这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它竟然能由任意的论据得出任何推理人想要的结论。我的文章似乎也没有那么难懂，只要有一点新闻学常识甚至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词汇与版面的大小意味着什么――不过，既然我已经被郑渝川先生定位为“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了，自然我所说的肯定都是“黑”的，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肯定都是“白”的。
郑渝川先生认为我“凭空赋予了富士康对租户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我也没想到自己什么时候竟有这么大的权力了。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富士康和学而优之争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富士康的单方面终止合同未必就是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违背契约精神”和“不讲商业信用”，因为几乎所有的合同上都有合同终止的条款，如果按这些条款来终止合同，恰恰正是对“契约精神”和“商业信用”的尊重――如果郑渝川先生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不妨去请教一下身边的律师朋友。我在文章中也根本没有说过“在学而优没有接受富士康的补偿、其他地方选择的情况下，富士康可以单方面清场”，而是说，这种事情在民事纠纷中很常见，两方因利益而相争，哪里会有双方在所有的时候都能保持理性的，如果学而优因富士康的清场行为而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诉诸法律。至于说到富士康已经“三次发出告知通知”，却并非我“认为”的，而是学而优的经理陈定方自己在《学而优书店与富士康争议始末》一文中提到的，我在文章中引用了相关的段落――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郑渝川先生却象睁眼瞎子般地视而不见，不知这算不算“颠倒黑白”，但至少，应该也算得上是“混淆视听”吧。
自2004年来，我写评论的时间已经有7年了，总共大约写过上千篇评论，我不讳言曾经写过几篇以富士康为题材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