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教子满门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学大师梁启超”。
[转帖]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
梁启超作为清末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已是众所周知。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时事论文、学术专著，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教子宝典。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个个成才，细细品读《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一书，将解开其中的奥秘。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探讨其中的成因。
梁启超作为历史人物被追忆，不单纯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定位，更意味着他再次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前的生存环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获得思想的资源与实践的方向。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自号“任公”，努力发扬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他有感于国人的某些不足，写下了《中国之武士道》，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和大气派，把终极关怀寄托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寄托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梁启超的政治热望和人文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梁家涌现出数位学者、专家，并且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其力量源泉显示出自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梁家的文化取向贯穿了中西并重思想。梁启超具有较好的国学根底，在青年时期即全面接触西方文化，眼界大开，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梁家子女受家学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后来的留学经历，又使他们掌握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理念和有效技术，在较好地解决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之后，儿女们又在各自领域打造了东方文化精神，作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
梁氏家庭是一个多子女传统家庭，梁启超一生生有并养育成人９个孩子。梁启超平等地对待儿女，尊重他们对生活、专业的选择，循循善诱而不是发号施令。他把传统的曾国藩式的“内圣”功夫发展成为独具梁家特色的“磨炼人格”。民国初年，梁家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梁启超却刻意让子女们坚守“寒士门风”，希望子女养成上进、好学、勤俭、坚忍的性格。梁启超个人的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这种家庭显然有利于子女的发展和成才。
当下“教子立业”已成为全社会热点之一，梁启超对９个子女成功的教育，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例如：梁启超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
三步读书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分—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是一个脱离政治、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这些子女经过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梁家的学术贡献薪尽火传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梁启超曾经不无伤感地预言：“十年之后当思我”。一百年过去，多少人躺下，多少故事云散烟消，多少人还在怀念着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尘世的功名利禄也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但人的思想、学术却可以长期、甚至永远地存在。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积淀着中国的伦理传统，又不乏现代色彩。梁启超一生奔波、忙碌，而对家人总是眷念绵绵。有时他对家人倾诉着痛苦和喜悦。他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一书，梳理了大量史料，并融入了现代教育学的理念。读此书，会让你领略梁启超教子的“大手笔”风格，也会给你自己及朋友教育子女带来有益的启迪。
长女梁思顺（1893—1966）：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她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1954）：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其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三子梁思忠（1907—1932）：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至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等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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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梁思达（1912—）：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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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梁思懿（1914—1988）：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也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1916—）：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是指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军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1924—）：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
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