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活在关爱中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关心关爱教师”。
教师活在关爱中
——在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讲
王尚文
这些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感激中，沉浸在激动中，但在此时此刻我也格外清醒地意识到：我绝对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好。我知道大家都是真诚的，同时我也深知，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语文教师而已。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只是前浪中的一个泡沫，仅仅由于阳光的照耀，才发出了一点点光亮，而且这一点点光亮也是转瞬即逝。大家给予我的肯定、表扬，意在鼓励我、鞭策我继续努力。我必须以真诚来回报真诚。
早在去年，浙江师大领导就曾提出要开这样一个会，被我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没几个月省教研室胡勤先生又向我提了出来，我当然也还是谢绝，但他说“又不是为了你个人而开”。这倒把我给噎住了。不过，我最终同意开这么一个研讨会的动机是：我们的语文教改虽然取得了成绩，但问题也还不少、不小，正可以让大家借这么一个平台一起来研讨如何促进语文教改的深化。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省教研室，感谢浙江师大教师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感谢全体与会者，像钱理群先生就是放下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不顾七十高龄、不远千里专程赶来参加的，来时还向他的夫人隐瞒了身体不适的实际状况，不然也是来不了的；我还要感谢具体办会的郑逸农先生、王国均先生、童志斌先生以及全体志愿者，他们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工作态度，都让我深深感动。
我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读初中时曾幻想能当三天县长，以签署一道给于农民公费医疗待遇的命令，签完这道命令，我就立即辞职。后来，读了衢县师范，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想法。多承命运的照应，1956年，我有机会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先是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就想做一个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由于俄语没学好，不得不放弃了。于是，转向古代文学。毕业时，立志从事苏东坡研究。带着这样的心愿，先后在金华师范、金华一中任教语文。文化大革命后期，这样一个问题时时纠缠着我，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好端端的学生会在一夜之间丧失人性，去残酷无情地迫害教师？甚至把教师、校长活活打死？我想，不能把全部责任往“四人帮”、“五人帮”身上一推了事，教育本身难道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经过几年的挣扎、酝酿，我终于决心专注于语文教育的探索，于是把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和相关读书卡片、笔记和文章初稿全部捆扎起来，然后于一天夜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在苏东坡像前摆了几碟水果、一杯水酒，默默向他告别。当我想起苏东坡被贬海南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旧致力于普及文化教育的工作，我觉得我真正走近了苏东坡，不禁流下了眼泪。1988年，承蒙胡尹强先生搭桥，也多亏时任金华一中校长卢为庆先生的大度，在刘剑虹先生等浙江师大相关部门领导的努力下，我很幸运地调入了浙江师范大学，开始从事语文教学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经痴迷于所谓“人学”，曾经写过数十万字名为《人学初探》的系统读书笔记。我认识到，人是向人生成的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这是我关于语文教育的基本信念，也是我从事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根本
动力。由于当时“工具论”一统天下，我首先进行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提出了“人文论”，认为语文学科必须立言以立人，它不是什么工具学科，而是典型的人文学科，语文要由人文来引导和激活，人文必须渗透于语文之中。继而我在借鉴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语感中心说”。为了立人，语文学科所应做、所能做的是人化人的感觉，致力于学生语感的广化、深化、美化、敏化。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引进了哲学解释学的对话理论，强调了语文教学活动的对话性，认为向人生成的过程是在人与人的对话活动中实现的；并根据海德格尔“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可教”的理念，提出教与学应当分别由基于自我付出的教转向基于自我学习的教，由基于教师教的学转向基于教自己的学。2007年出版的《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一书，重提“汉语”“文学”分治这一主张，并对汉语教学和文学教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算是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出于将思想转化为实践的考虑，我投身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先后参与了浙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新语文读本》、《现代语文初中读本》、《大学语文》等教材、读本的编写工作，真正尝到了所谓“下地狱”的滋味。
书写一个“人”字是我自始至终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道路曲折而又艰难，回首这些年我所走过的历程，我由衷感谢周有光先生、钱理群先生等大家对我的指导奖掖，感谢商友敬先生、胡尹强先生、李海林先生等朋友对我的鼓励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特别是我的研究生对我的理解和体贴。这里我还要感谢出版社和报刊媒体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否则我的思想和观点就不可能为大家所知。我还清楚地记得，《语感论》第一版只印了1250册，上海教育出版社是赔了钱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我支付了稿酬；接下来的《语文教育学导论》，我不好意思再去找他们，只好将书稿的简介、目录和样章广为散发，等着愿者上钩，结果很快就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积极回应。我和该书的责编至今仍无一面之缘，但我始终叨念他对我的一片好意。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青年报》曾先后派记者到金华来采访我，费用他们全部自理不说，就连最后我想请他们吃一顿便饭，也都被谢绝了。《语文学习》杂志发了我不少文章，它的编辑理念、水平、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向杂志的编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语文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只是语文教育本身的问题，它是教育问题在语文学科中的表现（当然，教育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走进语文教学之门》出版以后，我着重从教育这个层面来思考基础教育中语文教育的问题。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如所周知，应试教育不但在小学初中高中愈演愈烈，而且正在往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向延伸。应试教育可怕啊！我曾多次说过，应试教育的祸害远过于秦火，秦火烧掉了书，却没能烧掉人们对书的渴求，而现在的应试教育却从根本上掐灭了绝大部分青少年学习的兴趣，对人生、社会、自然的好奇，唯分是求。学习的兴趣是青少年一代对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内在需求。梁启超说，把他这个人烧成灰，最后就只剩下两个字：兴趣！兴趣就是人之为人的生趣，这样的兴趣是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的主要源泉。最近传来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复旦拟录取38岁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先生读博。复旦的古文字学权威学者裘锡圭教授1995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你对传统‘小学’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这十二个字，就是蔡先生成功的全部奥秘之所在。其中“真心好之”又是基础、前提，我们的学生缺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们的基础教育几乎无视学生的兴趣，分数就是一切！由于分数就是一切，为了分数就不惜一切，一些人甚至毫不犹豫地冲破了道德的底线。《法制日报》2009年3月11日报道“为争保送，14岁男孩毒杀两同学”；《南方周末》2009年2月5日刊登了安徽籍一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父亲说：‘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我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写了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家长没有给老师送礼，就装肚子疼不愿上学，后来家长也像别的家长一样送了礼，孩子的肚子就不疼了。她肚疼，我心疼！她肚疼是假的、是装的，而我的心却是真的在流血啊！如果我们的下一代都是精于请客送礼之道的“人精”，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仅仅是为了分数，哪还会有什么创新精神、奉献精神？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短板理论”认为，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而是那块最短的木板。我们的基础教育，一块块的木板都很长，都很高，都很好，甚至都很豪华，唯独人性这块板太矮了，太短了，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应试教育就是孩子们的“铁屋子”！我们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把他们从“铁屋子”中拯救出来，否则何以向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交代，向我们的未来交代！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最近传出的关于“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的消息。我要借此机会大声疾呼：此一办法目前万万不可行！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措施制定者的初衷是好的，在理论上也颇完美，但我以为这将导致来自弱势群体的优秀学生更多地失去升学深造的机会，现在农村大学生的比例据知已下降至百分之十七点几，如此一来，很有可能会下降更多更快。我们有时是一边赶鸭子上架，而同时又有许多有意愿、有能力上架的鸭子在架子上却偏偏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此，我还得引用所谓“破窗理论”：一个居民小区，没有一扇破窗，即使有也会马上进行修缮，再过一段时间去看，仍然不会有一扇破窗；另一个小区，出现了一扇破窗，却没人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破窗就会多起来，然后会越来越多，甚至到处都是，因为见怪不怪了。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确有破窗，这不足为怪；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有不少人对此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听之任之，这将导致到处都是破窗补不胜补的严重后果。
现在我们中国正在作为大国崛起，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软实力和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有一次我曾对学生说，美国的可怕不在它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等，而在人的素质。“9·11”事件发生时，数以千计的人秩序井然地撤离两座大楼，自觉地做到妇女优先，儿童优先；这才真的可敬、可羡、可怕啊！差距正是在这里。我们要想赶上，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从现在就开始努力。教育指向人，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必须尊重人，首先尊重学生作为人的兴趣，激发、培育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探求的热情和能力。我不是主张不要考试、不要分数，而是主张让考试和分数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让考试和分数禁锢学生的发展，使他们成为考试的机器、分数的奴隶。考试的机器和分数的奴隶不可能真正承担起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这个道理实在太简单明白了。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会乐此不疲呢？因为考试和分数能够改变他们的身份，而身份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又太重要了，它和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的种种待遇、保障是联系在一起的。多数学生对北大、清华的向往可能并不是由于能在北大、清华学到更多的知识，而是北大、清华的文凭更有利于改变他们的身份。报载，某城市一位环卫工人每月工资约两千余元，由于她身体不好，有时就请农民工代她上班，每月付给这位农民工两百余元。为什么同工不同酬啊？身份不同嘛！一个有国家编制，一个却没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非常不合理，很落后，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应当充分体谅一线教师的两难处境：不搞应试教育，不拿考试和分数去逼学生，你教的学生个个落榜，对得起学生和学生家长吗？搞应试教育，天天拿考试和分数去逼学生，几乎把学生逼疯，又怎么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那点空间，最大限度地在那点虽然不大的空间里让学生感受到阅读和写作的快乐，感受到成长的快乐，感受到做一个
人的快乐。我相信，只要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这“铁屋子”是会被彻底掀翻的。我坚定地相信，中国必将成为真正的大国，秀出于世界民族之林。
《圣经》记载，“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你说要有光，于是你的心灵和你的世界便有了光。我们不是工具，不是奴才，不是奴隶，而是人！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含人量”——“ 含人量”是我最近读书和思考时生造的一个词。可以列出这么一个公式：人1→人2=人3，人3就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性，人1是自然的人、生物的人，人2就是席勒所说的“完整的人”、“充分的人”，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真正的人”，也就是理想的人，我们所应该成为的人；人2就是“含人量”中的这个人。人3——现实的人、人性，就是人1和人2在社会环境作用下的化合。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雷莱在其《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的开篇就明确指出：“从价值的观点来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中心问题，现在它更是具有难逃世人关注的性质。关注人性化，马上又使人想起非人性化。非人性化不仅在本体论上是可能的，而且是历史事实。当个人在感受非人性化的程度时，他也许会问人性化是否可能。有史以来，在具体客观的场景中，对于一个作为不完善的存在但却能意识到自身不完善的人而言，人性化和非人性化都可能出现。”可以这样说，人性化这个人类的中心问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甚至还没能引起对此负有特殊责任的教师的足够重视。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中立的教育，它总是在人性化与非人性化的艰难抉择中挣扎前行，书写自己的历史。教育之为教育，就是要积极参与这个化合过程，尽心尽力地提高其中的“含人量”。任何人的任何一个念头、一句话语、一个行为都有“含人量”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教师这份工作的伟大，就是因为教师能够通过教育参与这个化合过程，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我们不能幻想只有在自己具有足够的“含人量”以后再去从教，而是要和学生一起成长，在教学中一起努力提高自己的“含人量”。教育，最犯不得错误，因为犯不起啊！教育的错误将会结出让整个一代人心灵受伤、精神麻木的苦果。且不说纠正错误之困难，即使纠正了，已经结出的苦果还得我们自己咽下去。不得不承认，现在学生作为人同世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关系”，甚至连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不全是“人的关系”。有的家长，例如金华四中学生徐某的母亲，就把孩子作为实现自己某种目的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教师，必须建立与学生之间的“人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学生就真的太可怜了！我们教师应该活在责任中，活在关爱中，活在悲悯中，活在感激中。希特勒，我们当然要清算他的罪行；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希特勒之所以成为希特勒，还有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对他，我们也要有悲悯之心。要化憎恶、仇恨为悲悯，尊重不尊重者，体谅不体谅者，关爱不关爱者，感激不感激者。道路是曲折的，更是光明的。目的就在路途中，在行进的路途中，在路途的行进中。不光明的道路到达不了光明的终点。这两天我反复想到下面两句话：以宇宙为坐标看自己的渺小，以对人的关爱为基准看自己的伟大。愿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王诗客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