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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４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读书笔记
——对于异化劳动理论的解读
魏振凯21225096机械设计研究所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概念，主要分析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产品的异化，生产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对此的方法论解读上，国内的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偏向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一是偏向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还有一种认为它是前两者的复杂结合体。而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的理论时，其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又体现得尤其明显。下面就我自身的阅读和理解为基础，来阐述一下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认识。
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面对着的情况是“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的东西同他相对立”，即工人生产的产品的异化特征。他从国民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中提出这一问题，同时又提出了疑问和批判，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的钥匙。”为了解释劳动和资本是如何分离的，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阐释了为何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却越贫穷。从联系和矛盾对立的角度来看，工人生产的财富是和自身的价值成反比的，所谓“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而通过对这一现象及其本质的挖掘，即可得出劳动产品异化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实化在工人这里表现为了非现实化，成为了一种异己的产物，同劳动本身相对立，而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了对象的丧失，以及劳动生产者被这对象所奴役。马克思的论述出发点是与异化相对应的统一和本质存在状态，他认为工人的劳动成果应该是与它们的生产者相统一，属于它们的制造者的，而非论述中所提到的与生产者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分离与对抗情势。“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马克思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对于工人的这种劳动和收获不平等的状态给予了同情，并以宗教的影响为类比来描述这种状态，“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类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的论述逻辑，“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将原因与结果的必然联系颠倒了，将需要论证的结果假定为了前提，因此他从事实出发，从他所认为的正确逻辑中来分析现状并进行对未来情况的推测，以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接下来，马克思探讨了工人生产过程的异化，如他所说，“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国民经济学虽然阐释了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方面，即他们所创造的产品越是丰富、有价值、完美，工人本身就会变得越贫穷、低贱和畸形，同时在创造更新文明的过程中，工人会越来越野蛮、无力和愚钝，但是，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并没有触及到劳动本质的异化，而是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的本质关系被定义为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它所对应的是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马克思在前文中论述了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同制造者之间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他推导出生产本身就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认为“在劳动对象中的异化不过总结了劳动本身的异化、外化”，因为“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生产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对立呢？”在对劳动外化的表现方面阐述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认为工人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过度地否定了工人在劳动中的自我价值实现，并且将比较对象建立在了一个不是基于现实，而是理想化的人类生产生活环境中。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这是劳动的异化性质，从自愿转而为被迫和强制。此种理论成长于人本主义的框架下，然而缺乏历史实践证明，在进行异化的界定以及人本复归的道路上缺乏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然后，马克思提到了人的类本质存在，以及类本质的异化。“人是类存在物”，这是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所得到的结论。对此，马克思认为“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马克思认为异化活动由于使自然界和人本身，人的活动机能和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所以类也同人相异化了，而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使类生活和个人相异化，另一方面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认定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并以之为理想的生产状态，因此将社会矛盾归结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丧失和复归过程，这也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因此，人的类本质在这样的偏离中丧失了原本的自由自主活动的意义，“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而人类社会以来的所有阶段的生产方式都在此异化劳动的范畴中，马克思所认可的无异化的劳动形式只存在于意识中的真空环境，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类的存在历史。
最后，马克思就个人的异化扩展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中。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它们不属于生产者工人，而它们的拥有者便是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另一对象。“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工人的劳动生产出生产者与生产成果之间的分离，同样地生产出不生产者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这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理论上，对于已有社会关系的分析和阐释，即“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而“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所以“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但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起源，一方面又认为私有财产“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所以两者是相互依存发展的。
青年马克思在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的时候，较多地受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因此在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的时候更多地从人性角度出发，不是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人性复归的思考模式来看待社会的矛盾和形态。在假定一个虚无的完美劳动环境前提下，以它为基准来衡量现实社会中人与产品、与劳动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很容易脱离现实，陷入抽象与主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