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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建设
曹学恩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2）
内容摘要：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讲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重视道德建设，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且颇具特色部分就是道德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概念，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并赋予道德建设新的内涵；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观，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道德
传统美德
毛泽东
邓小平
胡锦涛
八荣八耻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Slightly discu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
CAO Xue—e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culture institute Shaanxi Xi'an 710062)
Content abstract: The morals are the human civilization important constituent, speaks the morals is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moral excelle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l along extremely takes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Mao Zedong Thought system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multi-faceted are partial is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In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new time, leader and so on Deng Xiaoping proposed the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new concept, emphasized two cultures grasp together, two both want the hard viewpoint, and entrusts with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 new connotation;Hu Jintao proposes “eight glory eight shames” view, then is the Chinese nation tradition moral excellence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perfect union,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ist morality construction thought is rich and the development, enhances the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a new boundary
key word: Moral tradition moral excellence Mao Zepie Deng Xiaoguang Hu Jinzhuo eight glory eight Geng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伦理思想和在伦理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所体现的情感、风格、情操等。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被称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典的《大学》，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孔子更是主张以道德教化作为统治的主要手段。几千年来道德主义被作为调控政治统治和调适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而流传下来。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一贯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几代领导人都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认为当时“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旧”，正由于“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才造成“天下之纷纷矣”。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86）。随后在长期领导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扬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道德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颇具特色的部分。为毛泽东所提倡并构成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的道德原则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争取独立、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全心全意人为民服务是毛泽东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革命集体主义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原则。“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P620—621）“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的人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2]（P906）“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2]（P488）这些几十年来异常著名的、在一个时期几乎人人都能背诵的“语录”，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它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理想道德的标准，而且提出了培养良好道德情操，实现理想道德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改造思想”作为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早在1929年毛泽东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对违反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消极情绪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随后在40年代初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老三篇”，都是为改造思想而作。而“改造思想”，当时主要是针对作为干部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
“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2]（P773）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2]（P808）
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群众性的大批判，则是“改造思想”的主要手段，以此与不道德的现象进行斗争。刘少奇也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正式提出个人“修养”问题。“要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共产党员的修养过程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只有长期进行这种自觉的思想修养，才可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严 2 以律己，宽以待人；诚恳坦白，团结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3]（P109、132）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道德意识。知识分子的复杂的精神世界里的种种污浊、肮脏、自私自利、争名夺利、明哲保身、自由主义．．．．．．被逐一地、详尽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检讨、揭发、展示出来，于是，不但使知识分子在出生入死的农民群众、军队指战员前自惭形秽、自愧不如，而且也使他们在精神上、灵魂上受到了空前痛苦的磨炼、洗涤和净化。[4]（P179）不仅知识分子，一切人的行为都将在这种环境下受到革命道德的规范。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注意用榜样的力量来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他不仅注意对历史上著名的正面人物的宣传学习，而且注意对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进行发掘；既注意树立政治思想领域的带头人，也注意树立生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排头兵；既树工业、农业战线典型，也树商业、文教上的模范；既注重榜样的先进事迹，更注重榜样人物的内在的精神品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宣传的“老三篇”中的榜样人物，无一不以其生动具体的形象教育和鼓励着人们。特别是毛泽东高度赞扬和亲自树立的雷锋这个光辉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雷锋精神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任何物质力量所无法达到的。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道德教育下，形成了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和向往的解放区及新中国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尚。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道德标准和实现道德目标的途径及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开创了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既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嬗变。毛泽东时代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道德”规范受到冲击，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泛滥起来，在体制充满漏洞，且又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追逐金钱的活动达到从来没有过的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最终导致社会道德严重失范的状态：一些人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已完全被金钱所左右，以金钱为转移，为了获取金钱不择手段，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公款吃喝、索要红包、学术腐败、贩毒卖淫、组织黑社会、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严重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而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甚至坑蒙拐骗的事件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如办事情要拉关系要送礼，提职提薪要去“跑动”，公共交通混乱不堪，环境污染令人头痛，“大盖帽”执法犯法，机关作风如同“衙门”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在加强法制约束的同时，引入道德自律与舆论约束。他在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强调“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378）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对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我们还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公民道德公约宣传教育活动等。新时期党的道德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在讨论和通过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作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时，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项任务和这一概念，并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教育、科学、文化和革命的理想、道德风尚及高尚的文化生活。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作了 3 概略地阐述：他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最后，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6]（P600）党的十二大报告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同物质文明建设紧密相关的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提了出来，并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到“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
第二，赋予道德建设新内涵。一个社会确定什么样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规范和评价标准，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及其经济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死亡毫不迟疑，勇敢地选择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最高的道德。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较多考虑国家和整体利益，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忽视个人利益不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倾向。与此种经济体制相适应，在道德上就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大公无私的道德标准，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团结互助、利公利他、舍己为人精神。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支撑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则：自利原则；权利原则；平等、公平原则；竞争、效率原则；法制原则；合作与诚信原则。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就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容纳这套支撑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因此，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和尊重保护个人权利等新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以思想解放为荣、以思想僵化为耻，以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为荣、以保守封闭安于现状为耻，以带头致富为荣、以安于贫穷为耻。
第三，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辅相成。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就是运用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把自律和他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鲜明地提出要通过教育，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激励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同时又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他指出：“必要的法律设施，加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刊宣传和学校教育配合，就可以形成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行动准则”。[7]（P371）在中国历史上，德治常常是和人治相联系的，所谓“以德配天”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两者结合的最简明的说法。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影响并未得到彻底清除。因此，邓小平特别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P146—147）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P333）江泽民也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8]（P455）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制度和素质是维系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条件，法治可促进德治，法律可以促进和保证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秩序的形成，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道德榜样无法发挥作用，甚至自身也会变质；而德治的推行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从而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忽视道德的自律、自愿功能，最终将瓦解道德的安身立命之处，将会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赖程度和法律的执行程度。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期党的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讨论时，特别强调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弘扬社会公德问题。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并且具体提出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标准。八荣八耻荣辱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首先，“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讲道德，知荣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从周代开始就讲究以礼治国；到春秋末期，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到了孔孟时期，孔子提出智、仁勇三种道德及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言行忠信）、“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取之端也”，并将有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宋代程朱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和蔡元培在原有的传统道德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我们民族许多传统格言，如“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宁可毁人，不可毁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公而忘私”、“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粥一饭常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都凝聚着崇高的道德情操，这些已经深深地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成为上至仁人志士、下至寻常百姓认同的基础性伦理价值标准。传统道德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没有摆脱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它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对延续我们民族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499）但是，我国建国以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只强调批判，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态度，阻碍了中华民族固有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扬。特别是中国目前处于改革转型期，中国的许多有益的传统价值观正面临着多元主义消解甚至颠覆，有些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造成了道德建设的退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优秀成份和传统的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道德观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使社会主义道德的形成、发展、普及、推广、提高有了坚实的根基。时代精神是体现时代文明的精神成果,如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竞争精神、公正精神、合作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优秀精神品质,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开拓进取精神,艰苦奋斗、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和集体精神。“八荣八耻”充分吸收了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使社会主义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适应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追求，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体现。
其次，“八荣八耻”荣辱观，对社会主义道德概括精辟，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内容完整，层次分明，体系严谨，为全社会树起了一个新的道德标尺，是引领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一面旗帜。从内容看，八荣八耻荣辱观内容十分全面、系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八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人生、人际关系，包括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等社会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道德标准，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设方略，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指向，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现实针对性。它既高举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充分体现了党的崇高理想和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又照顾到大多数人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广大公民普遍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并且把道德教化的重心放在基本行为准则上，从基本行为准则入手，防止人心堕落，在此基础上，再引人向上，通向道德理想，使道德建设切实可行。坚持“八荣八耻”荣辱观，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八荣八耻”观的论述形式对仗工整，语言简洁，采取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斥两种相对的形式，一倡一禁，一扬一抑，将社会主义道德观完整地表现出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扬，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清晰明确。因此非常便于宣传贯彻落实，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和人格的修养，有利于敦促人们鄙视和抛弃“八耻”，进而逐步形成褒奖善良和正义，抵制丑恶和奸逆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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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作者简介：（1953—），男，陕西省安康市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教学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