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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市场已成为规范民间金融的唯一选择
沸沸扬扬四年之久的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仍未落幕。2009年东阳本色集团创办人吴英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二审已过3个月，判决仍未作出。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此案在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是法律上如何定罪?在辩护律师看来，吴英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对吴英来说，这些人(本案11个债权人)是一个特定的朋友群体，而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吴英向他们借款只是朋友间的借贷，而不是集资诈骗罪中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二是政策上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开放问题。如果杀了吴英，相当于为中国的民间金融树立了一个极具恐吓色彩的反面案例：做民间融资的结果可能导致死亡。中国今年上半年银行体系之外的社会融资规模已达3.6万亿，其中不少就是民间融资。
在民间金融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一向是滞后的，市场准入严重不足，政策空间也不够。这是导致中国“地下”金融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杀不杀吴英，不止是一个人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对待民间金融的问题。正如业内人士评论所说，收紧了勒在吴英脖子上的绳索，也就相当于扼紧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喉咙。
现实中，民间金融不仅已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顶梁柱，更已成为众多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企业过去三年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中，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而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更有近2/3(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正如安邦先前指出，解决80%就业的中小企业缺乏对口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组织的支持。2010年典当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贷款不足3800亿元，而在银监会的规划里，村镇银行在今年末才可能有1027家。虽然政策一再声称扶持中小企业贷款，但据央行数据测算，上半年1000多万中小企业获得的新增贷款是2.5万亿元，平均每家新增不足25万元!大量的政策监管限制造成了四大后果：一是典当业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小金融机构不是亏损就是违轨越界，以致于被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指责为有沦落为民间基金会的风险。二是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尤其在信贷紧缩下更是造成了第三个恶果——民间高利贷盛行，由此，便造成了第四大恶果，大量银行资金被变相拆借进入民间高利贷市场，中国银行业潜在的信贷风险被不断放大，形成了越来越可怕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增加还在不断放大。今年以来，随着信贷紧缩的持续，广东民间高利贷更已经高达月息6分!其对中国金融业乃至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已不容小觑。
我们认为，中国银监会已经没有最优选择，为避免银行业风险限制微小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倾向实际已经难以为继，当前面临着一个大抉择是：要么开放微小金融机构化解金融危机，要么就让民间高利贷盛行乃至间接放大银行业风险。而在我们看来，放开微小金融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次优选择，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在放开微小银行领域，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很少有全国性的大银行，众多银行都是地域化和社区化，以至于美国银行多达8700家。这些银行植根于社区，对客户的风险和经营活动了如指掌，微观金融风险显然已经被降至最低。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吴英案凸显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和民间金融发展的困境，放开微小金融机构尤其是村镇银行等社区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和规范民间金融的次优选择，而且也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