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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
在中国文学史中，迁谪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从较早的屈原流放作诗开始，就有了迁谪文学的大体形态。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方才一改前貌。我们可以从屈原入手开始探索这一发展。
屈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迁谪诗人，众所周知，他遭受佞臣谗言，被流放他乡，虽然一生忠君爱国，但仍然是在凄恻和哀伤中离世。可以说，忧思和悲愤是屈原放逐时期所写作品的一种主题和基调。他那抱穷守志、担君忧国的情怀也奠定了中国传统迁谪文学的一种基本范式。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忧、恐、哀、怨、愤，诸如“郁悒”、“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围绕着他的大部分作品。他的忧，忧的是楚国之倾危，年岁渐老，功业无成。他的恐，恐的是“美人迟暮”。他的哀，哀的是“民生多艰”（《离骚》）。他的怨，怨的是怀王听信馋言。他的愤，愤的是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这些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主要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鸿篇巨作《离骚》，形成了屈赋，也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核心灵魂，是迁谪文学一种共同的普遍特征。这种特征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之后的汉代贾谊，被贬谪到长沙的时候，引屈原自喻，也宣泄了自己深沉的忧愤和哀伤。他追思屈原，写作了《吊屈原赋》，他深陷于命运旦夕祸福的辩证中无法自拔，写作了《鵩鸟赋》及其他宣泄之作，如《惜誓》、《旱云赋》等篇，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在《吊屈原赋》中，他悲愤“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在《惜诵》中，他表达了“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这些都是对自身命运不公和悲观心理的一种宣泄。尤其是在《鵩鸟赋》中那句“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更是一种无望的质疑。
贾谊和屈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忧时忧国，忧自己的性命，怨君怨人，怨自己的命运。他们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有相同之处。这说明，他们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在怨愤传统中一脉相承的。
从唐一代开始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迁谪对于唐代的文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灵魂的磨难，保持一种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也情不自禁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
到了刘禹锡，则刷新了这一传统。他与历代迁谪诗风的怨愤背道而行，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另一种傲岸独立的精神。刘禹锡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乡僻远的贬所中度过的，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表现身处逆境的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如他的《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中写到：“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守惭侯籍，征还荷诏条。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都印证着贬谪诗人的人生苦难，充溢着他们掺和了血和泪的悲伤意绪。然而刘禹锡性格刚毅，有猛侠之气，虽然在忧患的谪居岁月里因心里苦闷而吟出了一曲曲孤沉哀唱，但是他始终不曾感到绝望，始终有一颗灵魂跳动的斗士之心。他写下过《重游玄都观绝句》、《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他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却又激起了他更为激烈的愤懑和反抗。这种感慨不仅增进了他诗的耐人寻味，还丰富了他诗作的深度和力度。在著名的《秋词二首》其一中，这种乐观的奔腾的精神一览无余：“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而是改为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新的引导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还有诗人那宽广的胸襟展露无遗。
除了这种新风格的咏秋诗，还有一些咏史怀古的平易简洁的诗作，在一种古今大跨度的时空之中，注入了一股源于苦难又潜沉凝聚的悲情。如《西塞山怀古》：“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火秋。”诗歌吟咏晋事，却饱含现实意味。充溢着一种悲凉沉重的气脉，以及纵横千古的气象。这种气象区别于历代以来那种哀怨，愤懑，忧郁的贬谪诗风，开辟了另外一种诗歌抒情视角。
总之，在屈原开创的这条怨愤贬谪诗路中，刘禹锡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