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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论文 浅析中国经济在紧缩环境下宏观调整的政策及结果
紧缩环境基本可以认为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2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走势趋紧,居民购买力不足,市场需求量减少、通货紧缩、企业产能过剩,失业率上升,国内外信心不足等.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活跃经济,终于在2002年下半年使国民经济重新回到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我认为我国政府宏观调
整的措施主要分有四点：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完善经济体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措施有：整顿银行业、房地产业、完善社会这一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国债利用效率，减少盲目投资、降低失业率，查处一大批经济案件、完善证券业等。
在经济紧缩时，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压缩经济运行中的泡沫，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心.1998年财政部增发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银行是经济活动的中枢神经,根据“货币乘数原理”,国家发行2700亿货币可以为市场注入数以万亿计资金,为经济复苏提供强有力的兴奋剂.国家调增了180亿元专门用于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以及抗洪救灾.为国有企业减轻了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犯罪率.同时也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同时国家十分关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无效供给增加，基本建设损失严重；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时有抬头；在扩大信贷规模的同时出现了不问用途、盲目扩大消费信贷甚至信贷资金违
规进入股市等倾向；银行不良资产出现上升趋势等。
下岗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到2002年9月底，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1005.3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362.3万人，其中国有单位职工7508.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444.8万人，城镇集体职工1253.5万，比上年同期减少171.3万人。与此同时，再就业率逐年走低，已从1998年的50%降至2001年的30%，2002年1-9月份共有77.3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仅为15%。特别是资源进入枯竭和衰退期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就业问题紧张。
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同时下岗失业现象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阶段。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优化。为进一步的发展蓄势。这一阶段，国家利用政治、宣传手段，给下岗再就业以宽松的舆论环境，和切实的便利。让失业者自谋职业，客观上进一步摆脱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公务员待遇方面：政府为公务员加工资,减轻农民负担.使普通百姓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十分看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依靠政策拉动，医疗、养老、教育等开支日益增加.这几年消费需求的回升。在消费结构上，1998—2000三年，政府消费占比逐年增加，分别占20.4%、20.9%、21.4%，1999和2000年，政府消费分别增长9.53%和12.68%，而居民消费仅分别增长6.54%和9.10%。政府消费增长速度分别超过居民消费2.99、3.58个百分点。不仅完善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制，把就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使宏观调控的手段从依赖财政扩张政策向辅之以货币政策政策转变，适度放松银根，分配政策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中央、地方把就业问题当成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在客观上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减少当期的劳动力供给，扩大教育、进行各种就业培训，推迟就业。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方面：中央严肃处理了采取了虚拟无形资产的手段，以高科技为幌子，以拥有“神奇科技”的谎言欺骗数万股民。使其股票受到追捧欺骗公司和股民的银广厦事件，使那种“以一当百，无中生有”的欺骗手段也就无法得逞了。净化了资本市场，纯洁了“诚信环境”。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向国外学习，与国际
接轨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类似，我国对“市场”的完善有力的使宏观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来。
二扩大内需，活跃经济.出台积极的汽车消费政策，完善了电信资费结构；扩大消费信贷规模，鼓励租赁消费试点；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尽快促成新的消费热点形成。
扩大内需，把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结合起来。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有较大份额。两驾马车共同有力的拉动，能够基本决定经济增长的格局。增加投资的同时，注重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是拉动经济的有效杠杆。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可以和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联系起来。1999年的“扩招”导致我国2003年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达212万人，比2002年多出67万人，增幅达30％。新的消费热点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提供无数就业岗位，特别是那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行业，这些行业给广
大的高校毕业生一个很大的舞台。
农民增收方面，由于粮食作物产品的“弹性”较小，所以粮食价格的提升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民市场。受农产品市场的性质、价格惯性和区域收入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一项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98—2000三年的增长分别为3.17%、-0.01%和1.62%，1998年以来基本没有实质性增长。②这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近
几年来徘徊不前，农村购买力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率自1997年以来一直呈下降态势：1997年至2001年分别为50.0%、47.9%、46.1%、45.2%、37.4%，五年下降了12.6个百分点，从消费增长速度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至2001年，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增长2.72%、6.80%和
7.7%，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则分别为10.04%、11.06%和11.5%。2000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为45844万人，农村居民人口总数为80729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6.2%和63.8%，但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占81%，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只占19%总体上看，消费结构不甚合理，消费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被动拉升
型”特征③
三峡工程所需投资，静态（按1993年5月末不变价）900.9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500.9亿元，库区移民工程400亿元）。动态（预测物价、利息变动等因素）为2039亿元。一期工程（大江截流前）约需195亿元；二期工程（首批机组开始发电）需3470亿元；三期工程（全部机组投入运行）约需350亿元；库区移民的收尾项目约需69亿元。考虑物价上涨和贷款利息，工程的最终投资总额预计在2000亿元左右。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全部竣工后，库水淹没区将涉及湖北 和重庆的２０个区市县，最终动迁移民１１３万，其中重庆１６个区市县受淹，移民数量占整个库区移民的８５％左右。三峡工程二期水位即１３５米水位线下的３８．２５万移民，已经全部按时搬迁。三峡移民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开发式异地移民可以带这些措施对扩大需求规模、拉动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④
国债是政府向公民借债
1998年至2001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余项，投资总规模2.6万亿元。到2001年底，已经完成投资1.9万亿元，建成了一批重要工程，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1999年开始，财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6.54%，2000年呈回升态势，增长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7595亿元，比上年增长10.1%。1998年以来的三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完善加工贸易管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加强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同时，一些国家多年想干而没有能力干的大事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完成。到2001年底，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增加铁路新线4000公里、复线1988公里。加固大江大河大湖堤防3万多公里，长江沿岸移民建镇200多万人。城市供水、道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村电网得到大规模建设和改造，新建国家储备粮库仓容500亿斤。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较大的进展。银根的放松也使得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融资能力和融资规模大大增加。
带动局部对钢材、水泥等建材和增加建筑工人的就业。高等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等措施，是扩的内需的有力措施。修建“ 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四大工程，和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 修筑
堤防，加固大江大河。98年洪水。
发行国债.自1998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来，中国政府每年发售1500亿左右的国债，以拉动投资。但随着政府赤字上升，发债空间正在日渐缩小。经济专家们已经开始讨论明年国债的规模和方向问
题
对四年来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效果评价
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中国的供给也存在问题，有效供给不足，需要提高经济质量（郭克莎，1999；王积业，2000）。但是，中国是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进入过剩经济的，对供需失衡问题我们主要应通过扩大需求来为增长拓展空间，调整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只能作为辅助性措施。事实上，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从1997年开始，中国已放松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1998年至今，更是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扩大内需。但效果如何呢？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1998—2002四年的情况。
第一，城市居民衣、食、用消费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过，进入稳定状态，而住、行方面的消费由于支出太大
不得不通过逐渐积累缓慢实现。有的学者认为汽车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中国最大的消费热点。
第三，收入分配的现状将长期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据有关方面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485，而且还呈逐年扩大趋势。不同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增长了4倍多，而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收入增长仅约为1倍。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为1.68：1，2000年则为2.15：1。城镇居民收入，1997年至2000年，最高的北京、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平均每年增加
1.57个百分点，而最低的山西和河南仅为0.25个百分点（王保安，2002）。199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91%的人口户均金融资产只有0.977万元，他们是储蓄欲望最强而又收入较低的普通家庭，这其中仅有0.15万元金融资产的人口户占全国人口户的43.7%（周琳，1999）。这就是蓄存款不断增长、虽屡次降息却无法
启动消费市场的主要原因。
第四，农村脱贫工作任重道远，城市贫困阶层带来的压力也在增大。
虽然大规模发行国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加大了财政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四年，国债发行额已经累计很高。我们的计算表明，中央财政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997年达到了55.6%，1998、1999两年继续上升，分别达到60.4%和61.3%，2000年略有下降，也高达58.9%。这大大超过了25—30%的国际通行警戒线。国债偿还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1997、1998两年分别达到22.2%、23.8%，也大大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1999、2000两年有所下降，分别为16.7%、11.8%，也在国际警戒线之上。大家知道，中国真正的偿债高峰时间还没有来临。而且，如果在名义赤字、名义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各级政府欠发工资、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地方政府自己举借的债务，以及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等潜在的债务，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令人感到沉重的规模。对此，在确定今后可能的发债规模和发债能力时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为避免财政陷入不能自拔的局面，如此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不能长久实施的，否则未来未来５到１０年的财政负担将十分沉重，而且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在银根较松的情况下信贷风险的控制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显然，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克服或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也就无法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二、用减税的办法拉动投资
如何扩大投资呢？现在就要看政府有什么招数，把民间资本请出来。民间资业赚钱呢？政府有3件事可以做，第一政府采购订货。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政府买啊。第二财政贴息，鼓励民间投资。第三就是减税，把税率降下来，企业盈利就会增加。以上3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作用有限，治标不治本；第二个办法，对拉动投资会有积极效果，但力度仍不够，只有配合上第三个办法，才能如虎添翼，真正把投资拉动起来。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
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农业税。
全国公务员加薪。使公务员这一庞大群体，乐观消费心态、提高收入预期，可以间接的扩大内需，拉动经
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使我国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开发西部巨大的资源、市场。无异于给经济注入了又一剂强心针。在扩大内需方面，我国十分有创见的形成“五一、十一黄金周”制度，旅游是“无烟工业”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相对丰富，发展旅游业，可以使当地交通、餐饮、酒店、等接待部门得到发展。加快经济发展、尽快走出紧缩状况.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中国政府其实还动用了收入政策、消费政策、教育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来扩大需求。例如采取一些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住房制度进程，降低商品房的造价，减少交易费用；
扩大大学和高中的招生规模，等等
三政府自我约束,惩治腐败,树立政府形象,增强人民信心.根据2004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9.5:1。中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414和0.6以上，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腐败是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加剧了地下经济活动。在中国，以投机、逃税、走私、贩毒、洗钱、生产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侵权行为、高利贷、未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为代表的地下经济，已经占GDP的15%以上，如果考虑到其中的权钱交易，则占GDP的20%。同时由于官方控制导致了资本品、利率和汇率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导致的“寻租性收入”估计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其三，直接冲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能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5%左右，但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5-6%，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10%的平均水平。据权威调查，仅199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收入中就有1/5流失或挪作它用，其数额超过了上年度发行的基础设施特别国债的总量1000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通过“预算外资金”而过度筹集资金和挪用资金现象。规模
巨大而又高度集中的隐蔽收入的存在，影响了公共干预的方式和能力。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杨维汉）“进一步加大对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力度，共抓获５９６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时的声音铿锵有力，“加强跨区域协作和国际执法合作，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加大对携款潜逃境外嫌疑人的追逃力度，是２００３年追逃工作的一个亮点。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专人对境外缉捕工作及公约成员方所应履行的义务进行调查研究，并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中国与俄罗斯加强了双方边境地区检务合作及司法协助。对已出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全力追逃。
四融入世界经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经历了长达五年多的扩张性调控政策之后，我国宏观经济于2002年下半年摆脱经济紧缩的阴影，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使得这些行业的需求、规模、效益继续行进
在高速道上.1 1998—2002年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表现
1998年的财政政策具有组合政策的特点，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同时兼顾其它目标。中国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同时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此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改变了对世界经济走势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和“努力”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价格回升。1998年准备金制度改革时，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4800亿元，虽然随后又通过收回对商业银行贷款、推出对商业银行的“特种存款”等方式吸收流动性3150亿元，但总体上流动性大大增加。当年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累计融出资金1761亿元，并发布了一系列扩大信贷规模的意见，传递政府意图，鼓励扩大信贷规模和借贷消费。实质上货币政策已经呈现出积极的和扩张
性的特点。1998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了11490.9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778.4亿元；其中中长期
贷款增加了3068.5亿元，与1998年相比多增1219.1亿元。
1999年，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原定3165亿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发了600亿元的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增加机关与事业单位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再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若干房地产税收政策，给予相应的减免；为鼓励投资，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就多项税种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的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为鼓励外商投资，对涉外税收作了调整。1999年继续扩大信贷规模，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把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把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同时银行继续降息，并改进了贷款利率浮动办法，调动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将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至30年。出台了《封闭贷款管理办法》和《外经贸企业封闭贷款管理办法》。拓展了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和再贷款的品种，发行了金融债券，并开始征收利息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商业银行融出资金7000亿元。扩大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电子联网，为中小金融机构增加融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6%，银行可用资金增加近2000亿元。这样199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又增加了10846亿元，虽然同比少增645亿元，但社会信用资金供应
量充足。
2000年，中央财政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水利、生态、教育、交通、企业技术改革、高新技术改造、环保等项目的建设。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1999年中央12号文件确定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千方百计保证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所需要的资金。中央财政也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等所需资金给予适当补助。当年还开始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进一步加快了出口退税的速度。2000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总体流动性相对宽松，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根据金融运行情况和商业银行头寸，人民银行及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和收回贷款，2000年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为22100亿元，全年新增再贷款2390亿元。同时，人民银行加大了再贴现操作，2000年再贴现累计发生额为2667亿元，同比增长123％；年末再贷款余额达到1258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当年新增758亿元。人民银行还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加大消费信贷投入，开发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合理确定消费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人民银行还将国家助学贷款的试点城市由8个扩大到所有城市，经办银行的范围由中国工商银行扩展到所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放宽了借款的基本条件，简化了放款手续。在这些措施刺激下，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300
亿元，增幅13.4%。
2001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支出增加到6015亿元，其中用于工资性支出892亿元；大规模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达到982亿元，并建立了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为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支持依法实施企业关闭破产，安排企业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35亿元；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了农业投入。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安徽全省和其他地区106个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转移支付资金33亿元，在减免受灾地区的50亿元农业税收中，中央财政补助40亿元；安排扶贫支出100亿元；安排支持退耕还林和造林资金42亿元；安排用于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的资金233亿元；增加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包干支出49亿元，使补助达到173亿元，占包干总额的57%；教育支出完成213亿元。另外，地方财政也根据中央精神加大了投入。2001年国家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拓宽服务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积极支持经济增长。积极发展直接融资，相当一部分居民储蓄转为购买股票，境内外证券市场筹资1000多亿元；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3万亿元，增长11.8%；全国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为
5.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458亿元，同比增长14.7%。这说明银根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当年新增贷款主要用于住房和消费信贷、国家基础建设和农业贷款方面。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
例达到46%。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先后９次降低外币
存贷款利率，使本外币利率更加协调，促进货币调控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的积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