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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1-04-01 作者:赵凌云 操玲姣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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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市场萎缩、经济衰退的局面，国家通过推进城乡物资交流有效激活了内需、拓展了市场规模，成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面临着市场规模窄小的难题，面临着扩大内需、培育国内市场规模的重大课题。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的起因与做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面临的是国民党政权溃败时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运输破坏严重，市场供应匮乏，物价剧烈波动，经济濒临崩溃。在经济重组过程中，私营工商业者经营消极，国内市场呆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使国际市场萎缩。因此，恢复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紧迫任务。而要恢复经济，必须首先解决市场问题。
中央政府将推进城乡物质交流作为解决市场问题的突破口。正如陈云指出的，要“将城乡交流的任务放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这是因为“我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城乡物资交流的原因进行的精辟概括。
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城乡物资交流工作。1950～1952年，中共中央、中财委多次发出有关推销土产和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恢复旧的和新的土产品流通路线。许多地方邀请有经验的商人、老工匠座谈，研究历史上物资交流的路线，有的还派遣有商人和内行参加的商业访问团、土产推销组到产地和销地进行购销活动。这种找回老线索、开辟新线索的办法是当时打开土产品销路的一个有效途径。（2）鼓励私商下乡购销。在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予方便，在价格上使之有利可图，还动员私商携带工业品下乡，供应农民需要。（3）组织合作社大力推销土产品。各级合作社设立推销机构，划定资金，指定干部，专门经营土产品的推销。（4）恢复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庙会，组织广大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5）国营商业增设土产公司，建立货栈。对专区以上的土产公司，采取健全机构、充实干部、増拨资金的措施。在县一级设立综合经营的土产公司。在土产集散地，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设立货栈，为物资交流服务。（6）开展群众运输。除国家铁路交通部门有计划地运输外，各地还积极建立土产运输公司、联营公司，发展运输网，组织人力、畜力、各种车船运输土特产品，有些地方还帮助群众组织运输合作社。（7）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1950年冬，天津市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物资交流会，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会上成交了大量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中财委很快推广了这个形式，1951～1952年，各种形式和规模的物资交流会从大中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再发展到农村集镇。参加交流会的不仅有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还有私营工商业和农民群众。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两次城乡物资交流高潮。一次是1951年，这次高潮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的大区范围内的土产物资交流为主要特征。1951年6月10日，上海市率先召开土产展览会，设有16个展览馆，200多个零售商场，通过两个月的交流，90%的滞销土产售出，华东全区农民和手工业者增加收入2亿元。1951年6月28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南区土产品交流大会，大会分设15个展览馆，交易总额8129万元，9月10日闭幕。许多滞销土产通过交流打开了销路，有的产品由滞销转为畅销。大会还使中南和东北两区阻塞多年的贸易关系得以恢复，东北区工商代表团通过大会采购各种土特产总价值290
万元。据粗略统计，1951年全国土特产销售通过交流大会成交的即达10.4亿元。1952年又出现一次高潮，据中央贸易部的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各地召开的高、中、初级物资交流会共7789次，成交总值10亿元，增长了2.39倍。
二、城乡物资交流的成效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土特产品的销路，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扭转了市场的呆滞局面，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1949～1952年，农副土特产品采购量从1950年的8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9.7亿元，增长了62.1%，三年中农民净货币收入从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亿元，增长了86.7%。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区农民1951年的购买力比1949年增加了60%～80%；1951年与1950年相比，东北农民购买力提高了40%，皖北提高了1倍，浙江提高了60%，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20%～60%不等。
第二，沟通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扩大了商品流通，拓展了国内市场体系和市场规模。中南区的瓷器、土布、土纸、砂糖、竹器、水果等远销西北、内蒙古、新疆、察哈尔等地。内蒙古的天然碱、奶油、瓜子销往中南地区和其他地区。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的成交总额中，华北及内蒙古采购占66.14%、推销占84.3%，其他大区采购占33.86%、推销占15.7%，推销中以土特产为主，占推销总额的60%以上。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年的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70.56亿元、208.84亿元和246.88亿元。三年中，商业部门社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3亿元，增长了66.2%。商业部门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10.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1.73亿元。
第三，增加了工业的原料，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例如，江西、浙江组织了8300吨竹浆供应上海的造纸工业。棉花、麻、烤烟、甘蔗、甜菜、蚕丝等经济作物都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促进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和1949年相比，纱增长100.6%，麻袋增长570%，布增长102.6%，糖增长125%，卷烟增长65.6%，丝增长211%，丝织品增长30%。据统计，1951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8.2%，城乡物资交流对此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城乡物资交流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活跃。以北京、天津、上海、青岛、重庆、西安、开封、汉口八个大中城市为例，1951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比较，开业的工业户数增加290%，商业户数增加258%。新就业的人数达12万余人。银行储汇业务也普遍增加，各行各业呈现普遍繁荣景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活跃。在城乡物资交流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营商业企业从1950年的7638个增加到1952年的31444个，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3.12倍。国营商业上缴利税1952年比1950年增长3.02倍。国营商业国内商品销售额从1950年的34.42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55.08亿元，增长3.505倍。其中，批发额从1950年的24.48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4.69亿元，增长3.685倍。国营商业批发额占全社会批发额总数的比例由1950年的23.2%增加到1952年的60.5%。国营商业国内商品购进额从1950年的45.5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40.58亿元，增长2.086倍；供销合作社由1949年的22817个增加到1952年的335096个，合作社商业国内商品购进额从1950年的12.2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86.84亿元，增长6.06倍。合作社商业对农副产品销售额由1950年的8.46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54.79亿元，增长5.476倍。其中，商品零售额由1950年的7.8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9.63亿元，增长5.29倍，在零售商品总额中的比重由6.7%上升为23.8%；私营商业企业和饮食业企业由1950年的477万个增加到1952年的515万个，增长8%；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总额由1950年的100.8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0.4亿元，增长19.3%。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是一次内需拉动经济的成功尝试，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体来说：一是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拉动农村
需求为起点，带动工业品市场购买力的扩张，进而拉动整个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二是以恢复市场网络、扩展市场线路、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完善批发零售市场体系为抓手，构建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为市场扩张、内需拉动构建完善的市场基础；三是以工农产品互相交流、城市农村市场整合、工农产业互动互促为动力，促进工农产品需求规模的扩大，从而不断扩张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
三、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从总量规模、结构层次、国际环境、体制环境等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面临的难题与课题具有共同之处。首先，在国际市场规模萎缩的背景下，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偏小，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市场支撑乏力，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倚重国际市场，内需动力不足。其次，在国内市场规模中消费需求与消费市场增长不足，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不仅遭遇资源、环境的制约，反过来，投资的孤军深入也遭遇消费市场跟进不够的制约，近期诸多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就是明显的表现。第三，在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中，农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依靠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因此，当前中国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面临着扩大农村消费、整合城乡市场、激活国内需求、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现实课题。
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不同的，既有传统发展方式的原因，有传统体制模式的影响，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因此不可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做法。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城乡物资交流的实践中，可以获得诸多深层次的启示。
首先，中国发展要基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通过激活内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恢复，昭示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和投资，即内需应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但目前中国需求结构中却出现了投资率和出口比例偏高、消费率较低的情况。1978年，中国消费率是62.1%，2007年下降到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由于消费率低，居民生活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结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而扩大出口带来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银行手里有着大量资金需要贷出，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初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为需要加速发展、增加财力，投资与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应该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内需拉动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其次，扩大内需关键是提升国民购买力，增加国民的收入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之所以成功拉动经济恢复，关键在于提高了农民乃至全社会的购买力。购买力的提高依赖于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依赖于有可作为交换的能力。因此，当前扩大内需的思维应从增加消费的思路转移到增加消费力的思路上来。如果说增加消费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增加消费力则主要从供给的角度来考虑。这里的消费力就是指有作为消费而交换的能力，也即是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就是就业的积极性和能力、创业并获取利润的能力、创造财富和财富增值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就是在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了大量的土特产品的基础上，政府通过鼓励支持城乡交流，扩大了土特产的销路，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民的“消费力”，活跃了城乡经济，这是符合当时国内经济环境的举措。今天，同样面临增加消费、活跃市场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仍然应该是增加消费力，只不过我们今天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增加消费力的方式、方法不再是简单的城乡物资交流，而应该是提高农产品加工度、推进农村工业化程度、提高产品附加值等。
再次，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把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经济的关键。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拉动内需的重点依然在农村。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7.28亿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因此，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巨大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总体上保持较快的增长。农村居民消费总额（按支出法计算）从1978年的1092.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3913.7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5.7%左右；剔除农村人口变动的影响，1978～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实际增长5.9%左右，比全国居民消费平均增速7.5%低1.6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长期的城乡差距，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缺乏，农村的消费升级受到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农村市场难以启动，最终造成农村福利的损失。当然，扩大农村的消费水平不能就农村论农村，农村的发展要依托城市的繁荣，要立足城乡统筹发展，扩大农村的就业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加速农业人口的转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升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
最后，扩大内需要着眼于培育国内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充分利用了市场渠道、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掀起城乡物资交流高潮，全国各地着重疏通市场渠道、畅通市场信息，搭建物资展览会、土产交流会等市场交易平台。市场体系建设提高了农村生产市场化程度，发挥了市场机制对农业的调节作用，推进了农村初级市场的发育及其与城市市场的接轨，推动了地区市场的发育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当前，国家为了扩大内需，采取了减税、家电下乡、工业品下乡等一系列举措，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应。但是从根本上讲，还需要市场政策，即构建完善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大流通体系和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扩大内需构建坚实的市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