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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
——读方志远《万历兴亡录》 2011-11-09 12:33:34
“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纵览明代万历一朝的是是非非，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方志远教授在新著《万历兴亡录》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关于万历，《明史》最给力的评价是：“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十岁继位，主政的四十八年占了明朝全部国运的六分之一，却长年晏处深宫，堪称“超级宅男”，创造了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纪录。
《万历兴亡录》以这位既聪颖重情又怠惰恋色的万历皇帝展开，又不仅是讲述这个帝王，更是讲述一个对中国历史走向有重要影响的时代。正如方志远所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但最终却引导着中国远离近代。”这个时代既自由奔放又乐极生悲，既浮华富足又危机四伏。这个时代民风自由，观念开放，标榜个性，解构偶像；这个时代，人们注重享乐和个人利益，权力、文化、财富成为三大社会价值观；这个时代，张居正敢怒喝小万历，雒于仁直陈皇帝患有酒色财气病，郑贵妃为作秀而给畅销书写序，山人乐新炉“群发”新“飞语”制造舆论，还有戚继光的华丽转型，胡应麟的文人骂座„„种种奇事怪事，种种乖张悖谬，竟又如此统一于万历一朝。
政治方面，万历皇帝也曾兴利除弊、励精图治，拥有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王阳明、海瑞等名相名臣，并在张居正的辅佐和改革下出现万历中兴，但在立太子的国本问题上万历皇帝与众位大臣长期僵持对立，致使朝政荒怠、纲纪废弛、君臣否隔、邪党滋蔓。
经济方面，万历年间社会富足繁华、欣欣向荣，皇帝却经济拮据、爱财如命，甚至大派矿监税使，不惜与民争利，以至于激起全国规模的社会*，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从庙堂到江湖，由盛而衰，乐极生悲。
文化方面，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牡丹亭》等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空前繁荣。异端思想家李卓吾、何心隐，王阳明、王世贞等山人群体，以及大批文化人，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另一方面，社会的多元化也使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
军事方面，万历经历了平哱、平播、援朝三大征，有飙发电举的剿倭英雄戚继光、英毅骁健的一代名将李成梁等，但面对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却无能为力，最终努尔哈赤指挥的女真军队敲响了万历朝乃至整个明朝的丧钟。
《万历兴亡录》全景式地展现了多元化的时代风貌，塑造了万历年间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攫取最能反映时代走向的故事和最精彩的片段，透析万历朝纷繁复杂的问题背后的原因，以此来揭示历史大变局中的深层症结。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也有一段感叹：“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在晚明政局中，拔一毛而利天下，既得利益者却不为，他们宁愿亡国也不破家；国家认同、道德底线渐渐丧失，蔑视权威，思想涣散，只有内耗与党争，没有统一意志与是非标准；战事频仍，军队腐败，内忧外患并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错„„而民众的利益、百姓的疾苦，却被既得利益阶层忽略。方志远教授在书的最后说道：“民众需要的社会保障是生老病死，政权需要的社会保障同样也是民众的生老病死。因为只有民众的生老病死得到保障，他们才有可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的生老病死承担责任。”这恐怕也是王朝更替、民族兴亡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万历兴亡录》，是《百家讲坛》中长篇明史类讲座的又一力作，也是《百家讲坛》近年来少有的佳作。书中以方志远教授的《“山人”与晚明政局》、《“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历史启示》等多篇重要学术论文为支撑，汇集了他多年的明代制度史、经济史和社会思潮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既充满了厚重磅礴的历史感，又有现实的穿透力，既有幽默、灵动的逸事趣事，又有学术深度与品位。做过近五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方志远教授，特别强调学者的良知，强调历史和现实两种关照、双重关怀，只有以古为鉴，才不至于把阅读历史仅仅当做“一种消遣和游戏”。
（该文已发在11月11日《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