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_瞿秋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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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摘要：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他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激发了他的革命创造精神，成为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

关键词： 五四运动

瞿秋白

革命生涯

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瞿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把自己与祖国和人民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结起来，正是从这里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1] 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心系祖国前途,放眼世界,努力适应世界潮流,以坚毅的志向 ,为创造新社会,积极开拓创新。作为五四青年的瞿秋白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瞿秋白110周年诞辰和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位五四先驱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前，瞿秋白投靠北京的堂兄就读于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思想比较苦闷,北京城里新官僚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活给他很大的痛苦,他只好埋头于故纸堆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并“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后来他追忆这段往事时曾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到重大的痛苦激刺。” 他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空虚,陷入惘然、彷徨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像一声霹雳,震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瞿秋白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于是,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2] 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带领俄专的同学们积极参加**的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斗争。他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他被捕了。他鼓励前来看望他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6月8日瞿秋白等被捕同学被释放,受到上百名学生的欢迎和庆贺。瞿秋白成了同学中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3]五四运动之后, 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经常一起活动, 不久, 1919年8月,他们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刊物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浪花,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旬刊出了19期后,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而查封。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他在一篇文章《社会运动的牺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担负着引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参加社会活动,引导被压迫的群众争取未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瞿秋白已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参加了1920年3月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新社会》被封闭后,瞿秋白等人又筹办出版了《人道》月刊(只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组织了‘人道社’,并与周恩来为首的‘觉悟社’、李大钊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等进步团体一起组织活动。可见,五四运动改变了瞿秋白的生活,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打破了他孤独沉寂的生活圈子,使他从个人的哀伤和愤世中奋起,走进了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不仅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显露了出色的领导才干,这为他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打下了基础。”[5]同时,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 [6] 二、五四运动塑造了瞿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把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坚持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瞿秋白的人生观，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而奋斗。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和刻苦的学习过程。瞿秋白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但总是失败。在五四运动以前，秋白“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产生过“避世观”；到北京后，看到种种社会的“无名毒症”，不知如何解治，又生了“厌世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给秋白带来了新希望。五四运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萝”，秋白抛弃了“佛教人间化”、“文化救中国”的空想，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他欣喜地感到中国:“革新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己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尽一份引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7]成为瞿秋白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20年10月，他亲赴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俄国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最早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国开辟了“红色丝绸之路”。1923年回国后，又投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艰巨工作中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战略策略思想都作了艰苦的探索。瞿秋白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把“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多着想啊”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他不管工作和生活环境多么艰苦，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常常工作到深夜，忘我地为党工作，敢于负责，不谋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瞿秋白在为实现其人生目的和意义的征途中，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险和曲折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遇到学习、工作、生活、理想、事业、前途、友谊、婚姻、家庭、疾病、迫害、被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得与失、苦与乐、祸与福、生与死等矛盾。在这些问题与矛盾面前的表现及处置办法，就显露出他的人生态度。瞿秋白具有高尚的人生目的和正确的人生意义，因而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犬耕’是瞿秋白的笔名。‘无牛则赖犬耕’是瞿秋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瞿秋白谦虚谨慎，严于自责，明于自力，坦率忠诚，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而且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8]

三、五四运动激发了瞿秋白的革命创造精神

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9]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推动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进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1919年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上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潮流。要有历史的眼光，[10]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瞿秋白认为，创造性、敢于革新是现代化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化人与传统人最根本的区别点。他清醒地看到，世界一天比天新，于是大声疾呼：“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11]经过五四的洗礼，秋白成了反叛旧世界的先锋战士，立志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瞿秋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也是贡献者。他在五四前期广泛阅读新文化报刊,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在五四后期则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关于新文化运动普及发展方向的议题方面，瞿秋白认为，普及运动必须从单纯的文化运动发展为社会运动。普及就是要从文化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它同时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革新,不是单纯文化运动所能包含的。而“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12]瞿秋白在赴俄途中和旅俄期间,寄回数十篇报道在《晨报》和《时事新报》发表,还于1922年在国内出版《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他通过这些报道和游记,具体而真实地记叙苏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实践和理论,推动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观上支持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1923年初回国后,“他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全新姿态投入接近尾声的新文化运动, 参加当时再度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秋白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科学的方法论,把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人类

[13]未来的理想文化是社会主义艺术文明的观点,为新文化的创建指出新的方向。”解放思想是创造的思想前提。正是在中国20世纪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锤炼中，以秋白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们为打破精神枷锁，为改革旧社会创造新世界，开始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精辟而富有远见地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很早就提出了有关革命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性质、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最早认识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较早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面性，较早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最早从理论上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问题,还是我们党内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前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而瞿秋白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彭思铸，“瞿秋白与五四运动”，《学海》，1999年03期，第8页 [2]“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第18页 [4][6]“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 康沛竹，“探索与追求——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第43页

[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8] 王关兴，“试析瞿秋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6页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

[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3] 洪峻峰，“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