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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作者： 张威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724次┊ 内容提要
Ｎｅｗｓ＝消息，Ｆｅａｔｕｒｅ＝特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 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调查性新闻报道，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深入报道„„ 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适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 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 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本文着重探讨典型报道的渊源、实质并试图解析这种特 殊的报道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１］
引言：现存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 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２］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 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典型现象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认为典型报道《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等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过；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 对陈力丹《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1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 性作了辨析。吴廷竣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认为典型 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３］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没有或很少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 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 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 的成活期，然后很快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Ｔｕｐｏｓ，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字，与Ｉｄｅａ(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Ｉｄｅａｌ(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４］一些美学家 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 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５］ 西方的典型(Ｔｙｐｅ)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 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拳„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６］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 想的论断之一。但欧洲的诸位先贤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18、19世纪左右，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使用典型概念的著名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 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7］
根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Ｔｕｐｏｓ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８］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上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 风、周扬等。［９］”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方面对这两个概念 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１０］
根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 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 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这些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19世纪20～40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 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１1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 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 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也激起了人民 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二次大战中苏 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若干 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 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１2］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和 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１3］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 问 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 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播的继承。持此种 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 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１4］
吴廷竣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 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 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 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既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１5］ 以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 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 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 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中心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１6］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１7］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 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１8］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那典型理论的著名论断形成了：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 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 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19］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 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毛泽东对此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创造)，而苏 联列宁的理论则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码?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 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弄清典型报道的源和流是目的，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 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２0］这应算是掀 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而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卫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２1］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 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 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2］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 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有关刘青山、张子善反面典型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 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体仍 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报道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典型报道。
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 英雄黄帅”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 意 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 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 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 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经验 和 典型问题不断出现，典型报道走向成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 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２3］
进入90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 负着政治使命。
典型报道的实质
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 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 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成为典型的基础 ；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 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２4］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 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 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２5］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 重点报道。”［２6］
山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 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 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 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和“引擎”的作用。［２7］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略了典型报道的非普适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 „ 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 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２8］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 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 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 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 „„
以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 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庆”，确实称得上是重 大 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 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29］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比较消 极的结论。 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 的重要性（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反常性（ｕｎｕｓｕ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 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ｕｎｕｓｕａｌ）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 人和普通事件的，完全称得上反常（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锋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 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 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３0］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反常”既无贬意也不牵强。
可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 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专指Ｎ ｅｗｓ，即消息，第二是指包括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Ｆｅａｔｕｒｅ即特写(或通 讯)。Ｆｅａｔｕｒｅ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性较消息要 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其实是在狭义“消息”的层 面 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 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 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 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 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 能否定。
(2)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需要对它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 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典型报道“逐步淡化论”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
(3)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 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以及我国当代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 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 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３1］ 进入21世纪后，更激进的看法出现了。刘磊认为，90年代后，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 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 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 动下，“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 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 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 经 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1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 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３2］
目前，有关典型报道的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 数量锐减。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1943年上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３3］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3000 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３4］ 在*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760多篇，200多万字。［３ 5］
80年代：“新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 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３6］《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３7］
90年代：新华社1994年一年“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３8］
对1979年、1989年、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典型报道的数量不断 递减，篇幅日益缩校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整版或超过整 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 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 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电讯式典型报道。［39］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 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 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 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 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 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 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 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 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 感和抵触。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 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后，社会新闻、热 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 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 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 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些，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 人 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４0］有篇关于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其 中提到了李初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 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 产百万却自找苦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 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４1］90年代以后的典型 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结论
作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 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德、巩固政权、成 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 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没有全面撤退，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 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 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新闻学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１］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承担了部分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工作，谨表谢意。
［２］上述4本著作依次为：Ｊｏｈ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ｊｕ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ｔｉｖ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Ｉｎｃ．，１９８５； Ｊｏｈｎ Ｍｅｒｒｉｌｌ（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 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ｅｎ，１９９５；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 ｄ），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ｄ），Ｃｈｉｎａ’s Ｍｅｄｉａ，Ｍｅｄｉａ’s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以上文章的出版细节从略。
［４］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５］《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4页。 ［６］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189页。 ［７］《西方文论逊(上)，425页。
［８］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９］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5～8页。〖ZK)〗
［１０］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 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１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 ［１2］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ｎｕ．ｅｄｕ．ｃｎ／ｃ ｅｎｔｅｒ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ｘｚｆｉ－１．ｈｔｍ
［１3］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 第3期，123～127页。
［１4］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01年第3期，44～45页。
［１5］以上均见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１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 42页。 ［１7］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史》，4页。
［１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 重印，1991年，860页。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２0］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２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逊：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２2］《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96页。 ［２3］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２4］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2页。 ［２5］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２6］〖BF〗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BFQ〗，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133页。
［２7］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 页。 ［２8］时统宇，142页 ［29］〖ZK(〗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ｄｎ６１８．ｃｏｍ．ｃ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ｉｎｇ ｔａｉ／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０／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１１．ｈｔｍ
［３0］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３1］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３2］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 ［３3］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0页。
［３4］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83页。 ［３5］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３6］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18页。
［３7］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 983年)，83页，151页。
［３8］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见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 版社，1997年，317页。
［39］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４0］见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 3月1日。 ［４1］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