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关于乡村中国的两种思路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
亲们打工的城市，哪个市政府不希望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企盼那些打工者中间及其聚居地有基层政权的身影，有党支部？我们不能等着黑会社或者黑社会来“组织”乡亲们。农村的党和政府与城市的党和政府是一家，代表的是工农联盟，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什么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这些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乡亲们需要基层政府的时候，乡镇政府的官员们就应当出现在那里，拿国家的工资，替乡亲们办事。
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指责乡镇政府的“冗员”，说他们只知道找老百姓要钱，没干好事，轻蔑地让他们回家抱小孩。我们的政府应当引导基层政权的公务员们去做该做的事情。引导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他们就不再是“冗员”，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如果他们做上述事情，乡镇政府还是人满为患，光吃饭，不干活，不做好事吗？
当然会有人指责笔者“倒退”，“反动”，是变相鼓吹复辟毛泽东时代的“伪浪漫主义”。但笔者不这样看。相反，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是为那些今天还遍地存在的农村集体主义工业社区张目，是为八十、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辉煌唱颂歌，是通过复兴共产党组织农民的优秀传统来解决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就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言，这种二十年前的传统，比西方来的“普世价值”有用得多，实用得多。曾记否，普世的“共产国际”路线把中国革命领向失败，而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思想给中国革命带向了成功？
三。海选的乡镇政府就有“合法性”？
我们在以往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反反复复地看到：选举，尤其是较高层次的选举，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际的福利和进步。亚、非、拉美、俄国、东欧那么多恶例摆在那里。而我们中国没有跟“潮流”，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人不看事实，也无意面对现实，一心一意地认定选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手段，还搬出“世界潮流”，“逆之者亡”来吓唬向来就拥有独特政治文明的中国人。
当然，笔者说不服那些坚定不移的海选派。海选已经成为他们的宗教，他们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他们自己心里“合法性”的“法”。对那些学者而言，非海选出来的政权就缺少“合法性”。缺少合法性的政府，人民当然应当“依法”组织反抗。若选举不灵，不能让中国农民致富怎么办？好办，就说海选还不够“海”，不够“自由”。如果选出了黑社会分子，出现了贿选怎么办？好办，就说是因为选举“程序”不严谨。实在没的说了，就赖我们农民“素质低”，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力”去保护自己的“神圣权利”，需要他们去“启”而“蒙”之，需要进行更多的海选“锻”而“炼”之。
连李登辉都看出来了，海选能把中国大卸八块；美国人就更明白了。我无意触犯众怒，可事关国家前途，就不能不讲讲道理，说破这“皇帝的新衣”。
世界上选贤任能的方法有很多。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多数决”原则进行普选就成了选贤任能唯一的“法”，不海选的政府就“不合法”？最有诱惑力的断言是：只有海选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权力。
知识分子说选票“神圣”，可一部分老百姓不觉得手中的票“神圣”。在城里，您连您自己单位的主都做不了，遑论做国家的主！要老百姓相信自己手里的万分之一票“神圣”，就是“自己”在“做主”，需要把这话重复宣传一百万遍。重复宣传一百万遍，老百姓或许就信了，但也未必，尤其在不信神的中国。
更换主事之人，这件事的确挺“神圣”。可是，谁说定期换主的办法只有“海选”一条？公司的主人不是海选出来的，学校的主人-教师-也不是海选出来的。即使在西方，法官和公务员系统也不是海选出来的，是考评出来的，是考试加政绩评估。世界上选贤任能的办法多了去了，各地的土壤环境不同，办法也不同，怎么只有海选才“合法”？仔细想想，相对多数压倒相对少数的“强权政治”规则不一定“合法”，恐怕连是否“公平”都是可议的。
笔者绝无泛泛反对选举的意思。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选举的功能大不相同。海选有优点，也可能招致很高的代价。在一定条件下，选举是决策和选贤任能的方便手段。在另一些条件下，海选分裂人民和领袖。
说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困境，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对一部分选民个人来说，那张选票“权”极小，“利”趋于无。没用的东西就不神圣，把没用的东西说成神圣就是“迷信”。城里的评论家们不屑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分住房、提职称，升调奖惩。所以，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不“神圣”。同理，村官不能取消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不能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也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若让村官决定这些事，制造的麻烦就大了）。海选还不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一句话，对一部分农村人而言，选谁都差不多，选票不“神圣”。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事情还远不止于是否有用。在宗法关系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村，在李家村，我不幸姓了张；或者在张家庄，我不幸姓了李，我那张选票就更“没用”了。我的“权利”是给李家或者张家人“锦上添花”，做个“人民授权”的陪衬。然而，村庄里的“小姓”人家当然会问，“凭什么”花我的时间去给他当陪衬？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选票的集合才意味着权力，才有更换“主人（任）”的效果。在中国农村，谁有能力“聚集”我们每个农民个体的选票呢？好人有，坏人也有，一般贫苦农民没有。于是，“海选”为“好人”提供机会，却也为宗法势力、投机家、黑社会、以及新财主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海选”的鼓吹者们真的在意农民们的福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吧？他们在意的是海选乡官、县官、省官、乃至总理的“权利”，即自由争夺政权的“个人权利”。就获得这种“权之利”的机会而言，知识分子们有指望，大款们有指望，农村的新富也有指望，就是普通的贫苦农民们没指望。如果贫苦农民有指望了，那大款们就没指望了，阶级斗争就“火”了。
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以及“投票误工费”的诱导下，农民们去投票了。在“多数决”这种“合法的强权政治”里，大款们花几十万买选票是当然的；无奈的弱者卖掉选票，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半合法的、可怜的福利。农民卖选票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清楚。若让农民选乡官、县官、省官，卖掉选票的理由就更多了。
在宗法关系和小农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多数决的选举可能导致宗法关系的“合法化”，“大姓”欺负“小姓”的“合法化”，甚至黑社会的“合法化”。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治理乡村中国的传统政府，从不提倡靠“多数决”来选贤任能。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关治国方略的文献浩如烟海，无一处提到多数决，为什么？是我国的思想家愚昧，不如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还是今天逼着农民“海选”，跟在西方人后面东施效颦的人无知？改善我国政府文明的办法只有海选？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显然不取决于是否有“海选”。在发展中国家，海选遍地都是，海选出的恶劣政府也遍地都是。在那里，海选引发贿选、暴力、社会分裂、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可不少了，最近的例子是格鲁吉亚。因为怕出乱子，“为民主”而侵略伊拉克的美国不允许伊拉克“海选”。在台湾的“海选”中，政客不去争论社会经济发展方案，而是为自己“作主”之“位子”的利益，把人民拉向战争的火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或者能解决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竭力鼓吹小农“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会伤害农村社区的团结，鼓励宗法关系和黑社会势力的复苏，激化政府（之统筹政策）与农民的矛盾。如果在南街村鼓吹彻底海选，那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原工贸公司”会被立即消灭，那村里的一半汉人和一半回民就会被政客挑动起来彼此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南街的多数农民会走向贫困，也会有极少数人暴富，如果他们不被贫苦农民杀掉的话。对“海选”的痴迷者而言，这阶级斗争前景是不是忒“激动人心”，忒体现农民的个人权利和权力？-直到政府被迫派武装警察来镇压。
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估组织制度优劣的标准不可以是空洞抽象的“农民个人权利”。最低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卫生医疗、道桥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农田基础设施维护、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最高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民大批地、安全地、迅速地离开耕地，离开农业？这两层人本主义标准不如“普世价值观”华丽，却实用！
在市场机制下，个体农户正面临灭顶之灾。但市场经济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之路，不能因为小农的要求而改变，更不能因为小农的数量而改变。小农们只有在基层社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支部建在连上”，才能扶老携幼，齐心协力闯市场，杀出一条生存的光明之路。所以，我们不能削弱基层政权，更不能取消基层政权，而是要通过改善基层政权来加强基层政权。
在此，笔者螳臂挡车，呼吁居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慎行“乡镇政府改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