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村落中的国家[推荐]_一所乡村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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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村落中的国家？

新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以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起点，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到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的出台——“撤点并校”政策走到了终点。

10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少了23.72%，小学数量却减少了56.43%。今年8月初，笔者在云南龙陵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及教育局领导正在为如何安置学校布局调整后所“剩余”出的几十所学校而苦恼„„此地安居高黎贡山深处，已是极地边城、国境边陲。

撤点并校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有学上”之后，还要“上好学”；政策实施中不仅出现“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显性负功能，更重要的是，“学校进城”后，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远超出单一的教育系统之外。

农民的话说得更直白，学校迁走了，孩子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乡村荒了。学校的布局调整绝非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我们有必要深究，学校与乡村究竟是什么关系？

上个世纪末，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曾邀请北京一批学者以多学科视角研究“希望工程”，其中有一本书聚焦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标题极为醒目——《村落中的国家》。

书中如此叙述：小学是深入乡村的国家机器。村小的校长由国家机构任免，学制、课程与教材都由国家教育部颁定；学校的课程是国家的法定文化，课堂语言是有别于当地方言的普通话，显得正式、权威且高贵。学校还有一套鲜明的符号系统：统一的校服、肃穆的校园、激昂的校歌——都是国家意志与形象的展现：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国家不是高居于上，或远居于外，而是借助教育系统内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生态秩序中。国家不在彼处，而在此处、在我们中间，镌刻于我们的身体之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与认知方式。

作为国家代理机构的学校与乡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它位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现行的国民教育课程体系不是为农村生活做准备的，乡村社会的需要亦不在教育体系的考虑之内。学校的功能更多将乡村精英经由教育轨道纳入国家体系与城市生活之中，即通过个体与家族生命历程中的“向上流动”而获得乡村的认可——学校是乡村人才的输出机制。

向上流动即成功离开，成为教育选拔与培养人才的目标。此间的教育知识，若不能让乡村孩子对父辈的营生方式、故土的风物人情，有基本的熟悉、理解和认同，对自己所根植的文化与历史怀抱敬意以及难以割舍的亲情连带，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疏离、厌倦甚至背弃，那么现代学校只能生产大批无根的“弃儿”。此处的抛弃是彻底的，乡村孩子在抛弃乡村的同时，也失去了乡村的庇护。“向上”与“高处”成为一个励志的意象，然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又如何能拓展出充足的空间，以容纳数量如此之众的年轻人呢？再回到个体，一个精神无处寄托、心灵无处安放的人又如何能安居一个位置、安享一种生活呢？

作为国家代理机构的学校如同一座飞岛悬浮在乡村社会之上，它早在精神上、心理上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而学校物理空间的外移，不过是这一飞岛的具形化，真正变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岛”。乡村学校，仅是村落中的国家吗？乡村社会仅仅是等待国家权力来整齐化、规则化与现代化的“被改造对象”吗？真实的社会生活多表现为复杂且不规则的镶嵌画，生活的丰富与滋味体现于此，文化的绵实与持久体现于此，而学校则应嵌入这幅不规则的镶嵌画中，与周遭融为一体，妥帖自然，因为它属于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