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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日子，忽然看起矛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然少不得陈忠实的《白鹿原》。再次阅读，已经没有当年初次阅读的刺激感和生猛的感受。现在的感觉是在喝一坛泡过很多年的枸杞子老酒。
白鹿原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幅中国农村的时代画卷。
大清朝的时候，正如千年的所谓封建社会，其实更恰当的说，应该是皇权社会。中国的农村经济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脉，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社会的主体。无论财东，还是长工，无论是大家族还是破落户，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的覆盖下。皇权，对于农村来说，就是交点“皇粮”就完了。
丰收的年景，全村人都分享收获，很幸福。灾荒的时候，穷苦的要忍饥挨饿，甚至逃荒。大户人家也要过紧日子，同时，还要尽力赈济难民。财东和长工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很融洽的，正如现在都市人和保姆的关系一般。长工不是奴隶，财东待他不好，人家就走人。仁义道德，就是中国农村和谐发展的核心。从族长到村民，人人都得遵守。这种状态下，农村只需要有名望的、做事公平的族长就够了。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普世价值观。
直到国民革命开始，大城市爆发的变革出现。如果失败，就是一场“兵乱”而已。如果成功，就是改朝换代。革命从城市到来，农村属于被动接受。白鹿原也是一样，无数的都督派出来将军都来征兵、收粮。乱糟糟和土匪没啥区别。
普通的农民，其实是不愿意卷入这些斗争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本分、诚实，靠自己双手来养活全家，来勤劳致富。希望通过革命，通过暴力，一夜之间拥有土地财产的农民其实很少。何况这些财产，原本是属于那些平日里关系不错、乡里乡亲的财东呢？
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辛亥革命后遭受第一次深刻的打击。政党的利益和权势，第一次深深地切入中国农村。“县党部”、区长、乡长、保长之类国民党的官员开始把政治和信仰带进农村。传统乡村的“族长”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
国民党第一次把现代的管理植入到中国的传统乡村的同时，也开始打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平衡模式。政党的利益开始凸现，乡村的传统家族乡党管理模式开始动摇。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以满清作为革命目标的。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乡村来说，皇帝没有啦，辫子要剪啦，这是和他们有关的。至于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
主义，农民们听了都是一头雾水。
五四运动，自然有进步的一面。但是，它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确实值得探讨。当你打碎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后，乡村就失去了自我修复和自我平衡的能力。历史证明，最起码“三民主义”没有能够在乡村重建价值体系。
作为中国西北的乡村之一，白鹿原看来也是如此命运。
随后的国共内战，乡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田分地，到最后合作社，社会主义“公社化”，几千年中国乡村的私有制，最终被消灭。然而这种所谓翻天覆地的乡村巨变，依靠单一的、绝对的政治信仰来重建乡村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问题。封闭，贫穷，政治动荡，就是结果。
中国乡村终于在大约40年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再次发展的机遇。
私有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甚至现在的中国乡村，再次出现了“财东”和“长工”。也就是农村的“万元户”和那些打工的人们。传统的信仰也开始恢复，孔子再次成为人们的偶像。“发家致富”、“仁义道德”再次进入社会的价值
体系。村民们自发地修复孔庙，自发地重修寺庙道观、教堂和清真寺，这些就是乡村试图重建自我平衡的社会价值体系、道德体系的表现。甚至于政府宣传的基层党员干部，不再以空洞的“主义理论”为重，而是以实实在在带领大家致富，带领大家办学，在他们身上道德水准很高的“乡党”形象更加浓烈。
在村里，人们不会在乎你信仰啥理论。只要你办事公平，处事周到，有能力带领大家走上富裕发家之路，农民就会把你当“族长”。但是，还有一个新问题无法回避。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彻底打破封闭的社会环境。全球化的今天，即使是乡村，也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环境存在。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税收、法律、管理、教育、治安、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系统，都在改造着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城市化”浪潮，正在吞噬中国的传统乡村。
回去的路已然消失，中国的乡村和谐社会还得向前看，往前走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