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当代价值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简述史记的文学价值”。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当代价值
摘要：《史记》作为文学巨著存在于历史上，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一方面展示了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司马迁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它的独特证明了它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即使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价值。
关键字：史记，传记文学，价值，司马迁所做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所以，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及价值。
首先，《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略古详今，“其言秦，汉详矣”。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许多重大斗争，表现了处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动态，语言精神，思想折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时代记录。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是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着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定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例如：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对于这种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对于要研究的古代经济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它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具有了文明的传承性的不朽之作。
其次，《史记》作为纪传体文学的开端，标志着纪传体文学这种文体的确立。纪传体是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它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有的和小说接近。上古神话及《诗经》中就有了纪传体文学的萌芽,经过由铜器铭文、《尚书》到《左传》、《战国策》的发展,纪传体文学逐渐形成。司马迁著成《史记》标志着纪传体文学的正式确立。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不仅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卓越，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更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指导，纪传体的创立是对于历史的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着重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通过类似于故事的传记来深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运用人物的对话去表现其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比方说，同样是观看秦始皇出巡，对于项羽来说，司马迁用“彼可取而代也”，把项羽没落贵族的神态，及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心理都充分体现出来，对刘邦来说，则用“嗟乎，大丈夫当与此也”把刘邦身上的所代表的平民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跃然于纸上，所有语言为突出人物特征服务。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他开创的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比《春秋》，《左传》那种编年体，更能表现历史活动的面貌，因此被后世正史所沿用。所谓的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纪传体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乃至当今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刚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民的思想在从歌颂新生活、抒发内心感受、探求理想生活的诗歌、散文、小说里走到今天，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的生存状态，由感性走向理性，传记文学正是现实生活和理性思想结合而生的产物。
最后，传记文学所表现的平民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史记》为例，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描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出作者的平民立场。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在当代，这种平民思想也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展现最基本的生活面貌。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社会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勾勒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美好意境。
《史记》的传统告诉我们，以文学传记的形式记录历史，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体现，通过别人的成功途径和生活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帮助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才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当代，新闻是我们关注社会、人群和自己生存状态的重要途径，而当代传记文学更是新闻基础上对某名人或某群体相对全面的展示，其实质上是一篇拉长了的新闻报道或者广告词，作为商业宣传的载体和资本运作的一个环节，传记文学已经成为团体和个人谋求发展和争夺利益的重要手段，在人类物质文化交流中承担着无可比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