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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
肖营子高级中学
唐友整理
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作为20世纪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多年来，一些国家对他生平事业的介绍与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使“孙学”研究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世界现象。
一、日本的研究情况
（一）、日本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家。据其学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关孙文著作论文目录》中之统计可知，它共出版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内有译著33本），另有相关的论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来，其孙学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长。日本长期来出现“孙文研究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之故。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1895年孙策动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有20多本介绍与评述他生平事业的论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宫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梦》（1902年）、伊藤银月的《孙中山与黄兴》（1911年）、内田良平的《支那观》（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宫崎和北一辉的两书影响最大。另外，还有介评孙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这些“研究孙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时代日本人之“孙文观”——对孙的认知与评论。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宫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孙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孙先生满怀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开创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实况，向世人描绘与展现了“作为民主主义者、复活亚洲民族之民族主义者及富有社会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孙文”。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孙贬多于褒，谓“孙君的理想与支那的要求相谬”，不是革命党的理想，并进而否认孙中山及其思想对辛亥革命指导性，认为将孙“视为支那革命权威”实属荒谬。
从孙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研究孙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胜治的《列宁的俄国与孙文的支那》（1927年）、铃江言一（王枢之）的《孙文传》（1931年）、高桥勇治的《孙文》（1944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1945年）等，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近70篇。日本学界从这时开始译介孙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三民主义或孙文思想的论著骤然增多。这是因为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或抗日运动的原理，实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亚洲主义又被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理念倍受重视；二是与研究内容的政治化有关，其研究阵营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学者在“重新探讨”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东亚新秩序”的新指导原理中加进三民主义。他们在论及孙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则认为他主张中日亲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或“东洋共同体”原理的人。左翼学者中虽有人称颂孙晚年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认为其1924年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是要日本放弃霸权主义，及主张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数人皆指责他否认阶级斗争与拥护儒教思想，而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日本在二战后——第三个时期（也有人主张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好转与学术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细化，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形象与孙文的形象”的形势。的确，野泽丰的《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与《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孙文的研究——特别以民族主义理论之发展为中心》（1966年）、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1975年）、池田诚的《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及其革命运动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彦的《孙文——一个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的面世，“显示出日本学界中孙文研究的不断深入”。
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在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内容方面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拓展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交往关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孙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绩的领域”；二是深化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诸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论著，充分肯定孙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深了对孙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最具综合性、系统性，最为进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预见性，为中国现在之改革制下蓝图，他晚年宣扬儒学是出政治考虑，而非思想之本质。在论及大亚洲主义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对以往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反省和纠偏。正是上述这些带来了日本学界孙文研究活动的繁荣。
(二)日文主要著作
1、三十三年之梦(三十三年の梦)
宫崎寅藏(滔天)著，1902年日本(东京国光书房)即出版单行本。1903年，黄中黄(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作为《荡虏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同年有金天翮(金一)的全译本。1981年，香港林启彦据香港佚名的旧译稿，重加翻译、注释、整理，以《三十三年之梦》书名，由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共同出版。全书322页，大32开本。20万字。该书原有孙文序言。章译则有章太炎、秦力山及章氏本人所作的序，影响至大。林启彦译本还附录三种资料：(1)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解说(吉野作造著、陈鹏仁译)；(2)《先父寅藏的一些事迹》(宫崎龙介著，林启彦译)；(3)宫崎寅藏与中国革命活动编年纪要［1871～1911］(林启彦编)。《三十三年之梦》与孙中山•宫崎寅藏的《笔谈残稿》，是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与孙中山日本关系的重要资料。
2、中国革命实见记(支那革命实见记)断水楼主人(池亨吉)著。1911年金尾文渊堂出版。此前已刊于《大阪朝日新闻》上。全书正文21节，详细记述孙中山领导镇南关起义之准备、发动过程。附录孙中山、胡汉民等人有关镇南关起义之通信，有裨史事。
3、中国革命小史(支那革命小史)吉野作造著。1917年万朵书房出版。全书8章，介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期间的革命活动；并对辛亥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孙中山等的生平、革命组织的体系、共和政府的状况以及革命运动之结果予以分析、叙述。
4、孙文传(孙文传)王枢之著，1931年，作为“伟人传记”第22卷，由改造社出版。经中江［兆民］会整理，昭和二十五年(1950)以著者真实姓名——铃江言一——由东京岩波书店再版发行，昭和四十一年第二次印刷。原书附图13幅，再版时全部撤去，改为在卷首刊著者相片。全书567页。正文有著者序，前篇8章，后篇3章。再版时加上中江会的前言及伊藤武雄的跋。第二次印刷时，再加上伊藤武雄的出版说明及追记。上述四篇附加文字，详细介绍铃江言一(华名王枢之)的在华经历，与中共苏兆征等人关系及其受中江兆民(丑吉)的影响。著者有在华的亲历，书稿完成于北平。是1949年以前仅见的日本人研究孙中山严肃的颇具规模的传记。该书在日本影响颇大，故在昭和四十一年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时第二次印刷发行。
5、关于三民主义民族理论之研究(关于三民主义民族理论之研究)山本秀夫著。1941年东亚研究所出版。全书分前、后两篇，共5章，即三民主义民族理论之建立与发展；三民主义民族理论之变迁；三民主义之理论基础；三民主义民族理论之基本原则；民族革命之理论与方略等问题。该书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种族主义，五族共和主义及反帝的积极的民族主义。其基本精神是以建设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的民族自决原则。
6、中华民国革命秘笈(中华民国革命秘笈)萱野长知著。1941年皇国青年教育协会出版。全书正文431页。附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书》640份。该书在卷头刊有相关名人题字及萱野保存的诗文、实物图片百数十幅。卷后有《革命秘话》、《唱和集》及《孙中山年谱》等。全书有著者序及正文18章。著者系孙中山最信赖的同志，终生交往毫无芥蒂。该书即是根据著者所知、所历、所思，和所保管的中华革命党资料等文献史料撰写成的以孙中山生平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史。该书虽然是在1940年出版，但大体上仍然是以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思想学说为主，并非为汪伪及日本侵华捧场，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在书中讲到的中山强调“大亚细亚主义”、“日支提携”，在全文刊载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讲演”时用空格处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词句，仍然可以认为，此书之出版，是有利于日本当时的国策的。
7、孙文(孙文)小野则秋著。1948年大雅堂出版，大雅堂“传记丛书”之一种。该书以孙中山本人的记述为主，简要、系统地介绍孙一生的主要活动。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思想，现在已经受到战败后日本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它对于重建战后混乱的日本，也能给予许多思想上、实践上的启示。
8、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孙文——革命ぃまだ成らず)野泽丰著，1962年，东京诚文堂新光社出版。全书正文254页。附年谱、征引书目、索引。该书规模不算太大(日文约15万字)，但它著作立场与建国后中国内地所普遍采用的大体一致，对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对孙中山的生平活动作实事求是分析，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孙中山的代表作。
9、孙文与日本(孙文と日本)贝塚茂树著。1967年，讲谈社出版。全书201页，附孙文略谱。出版此书时，贝塚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他原来受讲谈社委托撰写《孙文传》，拟从日本人立场，考虑以日本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关系为中心去写。后来经与宫崎寅藏之子龙介等与孙中山有关系的日本人的后裔采访后，并由他们提供残存资料，撰成此书。该书还征引了京都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多种报刊。全书7章，结构严谨，叙述平实，评论客观，是日本学者撰写的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内容比较完整的一种读本。
10、孙文救国的热情与中国革命(孙文救国の热情と中国革命)堀川哲男著。1973年东京都清水书院出版，1981年第二次印刷。此书出版时，著者系京都大学教养部助教授。全书正文225页，5章，另附《孙文年谱》及参考文献。在日本学者研究孙中山或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诸著作中，崛川这本《孙文》专著出书较晚，参考了相关的所有重要著作，是一本篇幅不算太大，但构思精密，史料引用准确，有著者个人观点的研究结晶。该书高度彰显孙中山的爱国意识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地位。
11、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 支持中国的日本人的生涯(国父孙文と梅屋庄吉 中国に捧げたある日本人の生涯)车田让治著，国方千势子述。1975年，六兴出版。全书436页。该书著者参考了“梅屋庄吉文书”，即梅屋家藏史料，访问了相当多的梅屋关系者，资料较为丰富，通过梅屋与孙中山交往史事，从一个重要方面叙述了孙日关系史。该书总体上属于记录史学(相当于口述历史)范围，征引资料又未注明出处(一些标明为“闻书”，即纪闻)，故征引该书时尚须考证。
12、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と中国革命)野泽丰著。1966年岩波书店出版。全书216页。它是《孙文——革命尚未成功》一书的姐妹篇。全书5章，即日本的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让人民当皇帝；依靠平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联俄、容共、扶助农工；革命尚未成功。该书在孙中山的日本观、共和思想及革命观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13、孙文研究——以其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为中心(孙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义理论の发展を中心として)藤井昇三著。1966年劲草书房出版。1983年小作修订后再版。全书4章，附详细参考文献。正文286页，精装。著者系东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曾参与编写《日中关系史的基础知识》一书。《孙文の研究》是著者的一部力作，四章分别是：(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孙文与日本；(2)1919年的南北议和与孙文的民族主义之转变；(3)转变后孙文的民族主义之发展；(4)1924年孙文访日与“大亚洲主义”讲演。该书结构完整，史料充实，征引了相当多档案原件，考证详密，立论严谨，实际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史”。该书指出，孙中山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转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阐明了孙中山的列强观、对日观的发展过程。
14、现代中国革命的起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现代中国革命の起源——辛亥革命の历史意义)菊池贵晴著。1970年严南堂书店出版。包括序章及结语凡12章，系统地介绍、分析辛亥革命运动的时代背景、革命路线、革命理论、运动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成果与意义。该书概括地总结了战后日、中两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具有百科全书一样的利用价值，故野泽丰誉之为是一本划时期的著作。
15、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狭间直树著。1976年岩波书店出版。该书从政治思想史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如何热爱、理解、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历史的，着重讨论以《民报》为中心的革命派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及朱执信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指出其对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影响和历史作用，认为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
16、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研究(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山田辰雄著。1980年庆应通信出版。精装。全书321页，8章，包括第一章序章及补章。其余各章是：(2)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孙文思想的变化与发展；(3)孙文指导下的汪精卫的任务(1924～1925)；(4)围绕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汪精卫与蒋介石(1925～1926)；(5)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1926～1927)；(6)改组派的政治路线(1927～1930)；(7)结论。《补章》题为《日本最近关于中国现代史之研究》系对藤井昇三《孙文の研究》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是一部论文集。著者有感于相关研究的乏力，故以孙中山研究为出发点，深入探索，撰写了这组文章，最后结集。专门研究国民党左派的著作，该书在日本为仅见。
17、布引丸 菲律宾独立军秘话(布引丸フイリピン独立军秘话)木村毅著。1981年东京恒文社出版。全书242页，分为12章。精装。著者木村毅系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该书在著者逝世后出版，有序无跋，亦无征引文献及人名索引。“布引丸事件”是1899年发生的由日本运送军械至菲律宾供独立军反美，该船中途沉没，因而引发追查中村弥六舞弊问题的案件。孙中山为购械联络人，在此案中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事件原委，该书有详尽叙述。缺点是相关叙述资料来源不明。
18、孙文与神户(孙文と神户)陈德仁、安井三吉著。1985年神户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出版，1989年再版。精装。正文274页，附“孙文と神户关系年表”。该书出版时，日籍华人陈德仁系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孙中山纪念馆副馆长；安井三吉系神户大学教养部教授。该书征引资料达130余种，内容充实，叙述严谨。就神户一地而言，可谓全景式展示了其与孙中山的关系，翔实可观。该书体裁，系采用问答式进行，相互补充，尤具可读性。该书还详实考证了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流亡抵神户之初况，纠正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记述之失误。
19、孙文•《大亚洲主义》讲演资料集(孙文•讲演《大ァジァ主义》资料集1924年11月日本と中国の歧路)陈德仁•安井三吉合编。1989年京都法律文化社出版。精装。“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之一。全书344页。分7部分：(1)《大亚细亚问题》原文；(2)访问•会谈记；(3)报刊的评论；(4)补充史料；(5)关系者的回忆；(6)孙文的日本观；(7)其他。另附“英文篇”十则。该书还有陈德仁的序，安井的跋，以及安井研究孙中山“大亚细亚问题”讲演的长篇文章《讲演〈大亚细亚问题〉的成立及其构造》。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所作的“大亚洲主义”讲演(原题为《大亚细亚问题》)，是孙中山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相关资料，通读该书，可一览无遗。
20、移情阁遗闻 孙文与吴锦堂(移情阁遗闻孙文と吴锦堂)中村哲夫著。1990年京都阿吽社出版。横排本，精装。全书212页。分7部分：孙文在大正二年的来日；吴锦堂与三井财阀；孙文与东亚同文会；上海绅商们的抬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与孙文；革命的胎动；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附《谢辞》及人名索引。移情阁系原籍浙江的日本富商吴锦堂在神户舞子海滨建造的一座别墅，又称“六角堂”(近年因修造明石海峡大桥已易址完全迁建)，1913年春孙中山正式访日时，吴锦堂曾于该处接待。
21、醇厚的日本人 孙*命与山田良政•纯三郎(醇なる日本人 孙*命と山田良政•纯三郎)结束博治著。1992年，东京プレジデント社出版。精装。全书5章，即：(1)雄飞之梦；(2)与孙文的邂逅；(3)继承兄志；(4)无私的奔走；(5)孙文的遗训。另有序、跋、《山田良政•纯三郎年谱》、参考资料及山田纯三郎的《上海余话》。全书331页。著者长期任日本共同社记者及该社高层负责人。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但因与纯三郎之子山田顺造为上海北部小学时的同学、知友，受顺造委托并提供资料，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藤井昇
三、久保田文次、中村义教授及阿部弘帮助，故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其中介绍菊池九郎、良一父子与山田兄弟的亲属关系及菊池九郎(山田兄弟之叔父)乃后藤新平之恩人的关系，有助于研究纯三郎日后在“满铁”任职而专事帮助孙中山，以及孙与后藤的二十余年交往之渊源。此段史实，为他书所未见。
22、孙文与亚洲(孙文とアジア)《一九九○年八月国际学术讨论会》日语版编辑委员会编，代表人狭间直树。精装。该书是1990年中山市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1993年，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之Ⅱ。全书328页，分4部分：(1)孙文与亚洲；(2)孙文与亚洲各民族；(3)孙文与日本；(4)孙文的西方知识。
23、孙文与日本(孙文と日本)沼野诚介著，株式会社キセロム1993年出版。著者系东京樱美林大学讲师，从事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活动。全书229页。内容丰富，其中第11章专门介绍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日本等各方面对孙中山的评价。该书征引草野心平(1923年开始在岭南大学读书并任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的《支那点点》一书(三和书房出版，已绝版)的部分内容，介绍草野与孙中山的交往，有关记载为它处所未见。
24、萱野长知研究(萱野长知研究)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1996年高知市民图书馆出版。精装。全书421页。正文21章。另有崎村的序，久保田的编者说明，参考文献，解说(久保田撰《萱野长知与中国》）及《萱野长知略谱》，久保田的后记。该书著者崎村系明治大学法学部毕业，萱野同乡后辈。著者逝世于1989年。该书由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整理出版。该书参考文献极为繁富，对有关萱野与孙中山交往的史料，均加征引。
25、孙文与华侨(孙文と华侨)日本孙文研究会、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编，1998年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精装。“孙中山纪念会丛书”之Ⅲ。该书486页。系“孙文诞辰13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全书除基调讲演外，分3部分，即：(1)孙文的思想与行动；(2)孙文与华侨华人；(3)孙文与中华文明。
26、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久保田文次编。2001年高知市民图书馆出版。全书正文660页。精装。包括萱野长知著述；萱野长知书简、电报、谈话；萱野长知关连资料；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笔记保管的孙文关系史料(英文编)；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保管的孙文关系史料(中文•日文编)各大类别。附解说：(1)宫崎世龙撰《萱野家藏孙文资料》；(2)久保田文次撰《关于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笔记保管的孙文关系史料》；(3)《收录文献目录》，以及索引。久保田文次并撰序跋。该书是《萱野长知研究》的姐妹篇，在关于与孙中山有密切的日本人资料编纂中，该书是继《宫崎滔天全集》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其所保存的有关孙中山资料，与前者各具价值，且多属从未披露者。萱野长知受孙中山委托保管中华革命党资料，除了在《中华民国革命秘笈》中小部分已公开外，函电方面，多为该书所刊录。故于研究孙中山而言，此书具有重大价值。
27、辛亥革命的多元结构(辛亥革命の多元构造)日本孙文研究会编，2003年12月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全书442页。精装。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之IV，系“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论文集。分6部分，有卫藤沈吉的开幕词、野泽丰的闭会词及中村哲夫的编辑后记。其中蒋海波的《神户华侨与中华革命党——以“王敬祥关系文书”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由中华革命党神阪支部长王敬祥后人王柏林(现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副馆长)保存的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有关的176件资料的情况。
二、俄国的研究情况
（一）、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
苏联领导人列宁于1912—1913年对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论述，及后来斯大林对此的有关评论，一直影响和指导着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活动。据美国纽约1977年出版的《苏联对孙中山的有关学术资料》之统计目录可知，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共出版了研究孙中山的书籍和论文385种，以后在这方面的成果当有所增加。其孙中山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20－50年代，主要论著有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父亲》（1924年）与《中国革命家的记录》（1926年），及20年代出的论文集《论孙中山主义的研究》等；其后期是60年代至苏联解体，主要著作有齐赫文斯基的《孙中山——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885—192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1964年）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苏联的友人——孙中山》（1966年）、叶尔马什耶夫的《孙中山》（1966年）、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史实与问题》（1974年）与《孙中山1914—1922年对道路的探索》（1981年）等；在论文方面，则有《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纪念集》（1966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集》（1987年）为代表。
前苏联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论述，涉及之面较广，内容丰富，且尤重视其思想研究及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史家们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整个学界大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研究评价孙中山，认为他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关键领导人，既有成就，又有缺点，既受人尊崇，又不是个完人。
前苏联史学家在论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认为对此“不存在任何怀疑”，而其本人是“中华共和国的创造者”，及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统一和自主而从事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另方面又指出，孙虽为中国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却始终未达到所计划的民主主义目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一方面肯定他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认为其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与西方观念的一种综合”，实由中西不同的世界观融汇而成，另方面又指出他的主义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前苏联学者颇重视孙中山晚年的研究，在论他与苏俄的关系时认为，十月革命后孙的思想曾颇大程度地往左走，20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朋友”，他转向苏联的原因，是其认识到与它建立友好关系，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伟大理想的道路。同时也有人指出，虽然孙中山对苏俄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与俄代表接触时，却保留相当矜持的距离。“1922年夏季孙氏从广州被驱逐，迫使其更坚决地寻找新的同盟者及新的斗争方法，在如此情况和动机下，他才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建立一种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
(二)俄文主要著作
1、孙中山(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885～192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Тихвинский C.Л.Сyнь Ят-сен.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33peния иnpaктикa.(И3 иcтopии нaционально-ocвoбo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ьl китайокогo нapoда 1885-1925 гг.).M.，《Meждунар.отношeния》，1964.355 c.)［苏］齐赫文斯基著。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4年版。这是第一本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专著。全书分6章。作者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和档案为基础详细阐述孙中山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主要论述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存在幻想，希望依靠西方帮助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政治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希望依靠苏俄援助并以苏俄为榜样建设中国。认为孙中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战士。
2、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苏联的友人——孙中山(Тихвинский C.Л.Cунь Ят-сен-китайский революｕионер-демократ.друг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В（кн.：Сунь Ят-сен.M.，《Наука》，1966，c.5-36.)［苏］齐赫文斯基著。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6年版，77页。著者从“反满”起义建立民国、任第一位中国大总统、反对北洋军阀、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等角度阐述孙中山的一生，用较大篇幅说明孙对苏联的友好和如何同情苏联政策。
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史实与问题(ЕФимов Г.B.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и Сунь Ят-сен.1911-1913 г.Фактв(и проблемв.M.，《Hayкa》,1974.315 c.)［苏］叶菲莫夫著。莫斯科1974年版。4章。作者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苏联和外国史学家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各种论著，运用大量史料，全面地描述这次革命，阐述基本史实，回答有关这次革命的一些问题，并对过去史学著作中尚未作出充分而详尽说明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4、孙中山(1914～1922年道路的探索)(ЕФимов Г.В.Сунь Ят-сен.Поиск nути.1914-1922.M.，《Hayкa》,1981.237 c.)［苏］叶菲莫夫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38页。本书是苏联研究孙中山的代表作之一。9章。论述有关孙中山反袁、对待“二十一条”、对待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护法、1918～1919年在上海的活动及1920～1922年在广州建立政权等问题。本书资料比较丰富，特别是在谈到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初期接触时引用较多苏联保存的档案。
5、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科学讨论会(Арунов В.В.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20-летие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унь Ятсена》［Москва，окт.1986 г.］.—Проблемь Дальнеrо Востока，1987，№1，c.199-201.)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本书由3部分组成：研究性文章10篇；回忆录4篇（当年与孙中山共事者的亲身经历），文献与资料（其中少量文件系首次公布）。该书收集的文章反映当时苏联最高研究水平。各部分的内容都偏重孙对苏的友好态度。书末附孙中山的主要著作篇目，中国、西方和苏联孙中山研究主要著作书目。
三、英国的研究情况：英文主要著作
1、孙逸仙与新中国(英文书名不详)［英］康德黎（James Cantlie）著，郑启中、陈鹤侣译。上海，民智书局，民国19年（1930）4月初版，32开，214页，约7万字。分引言、孙逸仙之为人及其工作、虐政的兴起、中国文物史、争斗、拒毒运动和未来底中国等7章。揭示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人格，对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及建设新中国的要点与步骤作了说明，并对中国的未来建设进行了探讨。
2、孙中山：中国的解放者(Sun Yat-sen:Liberator of China)Restarick,Henry Bo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1931（［美］亨利•波鲁•雷斯塔里克著，耶鲁大学出版社），167页。该书是一部较早的孙中山传记。16章。叙述孙中山诞生、童年、求学、婚姻、革命到他的去世的一生。著者熟识并采访长期居住在檀香山的中国朋友（其中有的是孙中山亲属、同乡、同学和孙中山的追随者），采访一些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和接触过的人，采用大量的有关孙中山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孙中山，尤其是其在美檀香山、英国、法国、日本等地的活动以及他的童年时代、婚姻状况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孙中山和法国人：1900～1908(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The Regents of the Univ.of California,1979（［美］杰弗里•巴洛著。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93页。本书详细介绍孙中山从1900年首次与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联系，直到1908年3月法国当局应清朝政府要求，驱逐他出境的交往过程及其在中越边境的活动，分析1900～1908年法国当局与孙打交道的利己动机以及孙对此所采取的态度。
四、德国研究状况
（一）、德国汉学家之孙中山研究
德国汉学家对孙中山的介评与研究，可以1945年希特勒在二战中彻底垮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40多年可细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25年3月孙先生逝世。这期间德国的报刊发表了一些介绍孙革命活动的文章，学界则出版了少量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著作，如泊斯贝格•雷考夫的《中国的革命：起源与作用》（1912年）、萨尔茨曼的《革命的中国》（1913年）等。此间早期虽有人把孙中山视为“叛逆者”，而扬袁（世凯）抑孙，但有学者却充分肯定孙是“中国伟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并在颂扬他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同时，也指出其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到了20年初期，德国学界更出现了介绍孙氏著作与学说，及广泛宣传与肯定他的趋势——这可能与孙亟思建立中德俄联盟以反对英国有关。汉学家们或认为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为建设中国策划出伟大计划的人，或指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或称领他是“亚洲人民的伟大思想的前锋斗士”和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第二个阶段是从孙中山去世到30年代初。这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孙中山的黄金期，出了不少代表欧洲“孙学”研究水平的论著。其要者有奥斯梅尔的《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1925年）、魏弗格的《觉醒的中国——中国史纲及当今问题》（1926年）、阿曼的《孙中山遗教——中国革命史》（1928年）、孟先•贺尔芬的《中国》（1931年）等，还有些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汉学家们在进一步肯定孙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拓展了对其三民主义及他与苏俄关系的研究。有些学者肯定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之父”与“新中国的创造者”，是中国“伟大的政治道德的权威”和“决定今天中国命运的人物”，其地位可与中国古代的孔子相比拟，并指出他确为东亚新兴革命发展史中那种活力、探索性、进取性与革命顽强性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革命的一块基石。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德国学者接受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内涵的解释。他们认为：孙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混合物”，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能把儒家的基本原理和新时代的需求，灵活地综合起来；三民主义纲领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它自身充满着矛盾。他们在论及孙中山联俄问题时指出，孙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起初是为了取得援助纯从外交角度来与苏俄合作的，其后来才认识到与苏俄结成盟友的重要与必要性；他晚年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力的代表者，也是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革命的不断自我发展的人物。
第三个阶段是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这十多年几乎没有真正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出版，有些含有纳粹思想的论著，皆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歪曲成纳粹主义者，而称其学说是“中国的纳粹主义”。
1945年后，战败的德国被人为地分为西德（联邦德国）和东德（民主德国）。西德学者就孙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之价值等问题，进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孙中山是1911年反清的“中心人物”、民族革命家和社会福利改革家，他还是中国“有地位的理论家”和思想领袖。就中国之革命而言，孙的确是“国父”，而且今天还成为台湾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统一的象征”；对世界东方来说，他也是位“亚洲的职业革命家”。学者们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他的三民主义综合了中西方思想：民族主义代表了中国古代之家族思想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民权主义表现为“西方现代理论和经验与中国经过考验的传统相结合”，属于民主与独裁命题之外的第三种类型；民生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成就与古代中国集体精神的结合。他们还强调孙是第三世界领袖，其主义是“综合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之范例”，至今仍“充满现实意义，是启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灵感的永久源泉。”
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出版了一些论著，尤其是博士论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勇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他作为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在论述孙中山思想时认为，孙是位有思想的经验论者，他总是根据新经验，抛弃旧经验，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接近真理。孙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它“不是狭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到后来是越来越多地包含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份”；孙的民生主义包括了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工业化的纲领，值得赞许。他们在谈到孙晚年时指出：他所以把苏联视为盟友，是希望它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获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由于他懂得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结盟的必要性并将之付诸行动，故其在多方面都超出了本阶级立场的局限性。
(二)、德文主要著作：孙逸仙与中国革命(德文书名不详)［德］魏特夫•卡尔•奥古斯特著，筒井英一译。东京，永田书店，1929年版，298页。这部传记以孙中山各个时期的著述、宣言、演说为依据，对于“孙中山究竟是一位怎样的革命家”作出回答。认为孙中山初期、中期是复古主义的改革家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晚年则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著者力图阐明孙中山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转变。
五、美国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美国学者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虽起步较晚——到上世纪30年初才有第一部“孙传”出版，但他们却在50年代后成为西方研究“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希伯莱大学教授史扶邻80年代初的统计，美国学界近50年出版了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著作31本，另有相关论文10多篇。其主要著作有：沙曼的《孙中山的生命及其意义》（1934年）、詹森的《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年）、冷绍佺和帕尔默的《孙中山和共产主义》（1960年）、郑贤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权及财务（1905—1912）》（1962年）、于之乔的《中华民国的党派政治：国民党（1919—1924）》（196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968年）、甘斯周的《1922年前孙中山与美国接触研究》（1971年）、弗里德曼的《为走向革命而后退：中华革命党》（1974年）、薛光前的《孙中山与中国》（1974年）、谢文孙的《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1975年）、韦慕庭的《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197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勉强的革命者》（1980年）等。从上述书目可知，美国学者对孙中山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应该说，他们的论著颇能代表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美国学者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时，虽不隐讳他的失败，甚至还存在有意将其贡献降到最低限度之倾向，但他们仍不同程度地给孙中山以肯定评价。有的指出：孙本人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是中华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代言人。他的学说适合于中国人民的感情和需要，其毕生之政治生涯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进行英勇崇高的斗争。有人强调，孙在追求爱国目标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直、不屈不挠等品质，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如此受尊崇的人物。这位爱国者和革命家至今仍对他的同胞具有无以伦比的吸引力，以致还没有一个主要政治人物可与之相比。在论及孙中山与外国及共产党的关系时，有人指出孙起初联日是作为一个亚洲环境的人物出现的，大亚洲主义是其思想中坚定不移的主题。这种大亚洲主义由于对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彻底失望而滋长；有人认为孙中山作为1924年国共联盟的缔造者，从未改信过共产主义，他当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结盟是一种策略手段，纯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思想体系上的近似，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中立，没有成为他的同盟者的驯服傀儡；还有人谈到孙虽多次与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但后者却因看不见中国的主要倾向而支持军阀，结果对孙采取了傲慢态度。此外，还有些论者或探讨了孙氏的思想，尤其是民生主义，肯定他在中国宣传早期社会主义的功绩；或考察了孙的组党理论与实践，认为其组党活动深受近代西方和中国本土双重文化的影响；或强调孙氏作为民众领袖，在向华侨筹款及动员组织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或分析了孙氏1912年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认为这是其出于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当时形势的现实主义估计，而不是他的憨厚与天真。
综上所述，梳理世界各国孙中山研究时发现，这些国家的“孙学”研究有3大共同特点：一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带有党性，论者的学术观点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与诉求，并往往与本国的政治需要相联系；二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存在着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甚至是对立，而其肯定孙中山的主流看法，也颇鲜明和突出；三是各国学者的孙学研究，皆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他们总是力求占有中、英、日、俄等文本的各种资料，以便能实事求是地评述孙中山之功过。
